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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足球運動員歸化制度構建探究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7-05

  摘    要: 厘清歸化球員的理論極限和現實基線, 使得歸化對中國足球真正起到“善假于物”的作用。歸化運動員是國際體育不可逆轉的趨勢, 具有法律正當性, 也合乎經濟理性, 不違背傳統民族意識和體育公平競賽原則。但外籍球員加入中國國籍困難重重, 使得當前歸化目標只能框定在華裔或者港澳臺已經歸化的球員, 從球員競技水平上講, 很難對中國足球產生質變, 缺乏專門的監管也使得歸化很容易淪為異化。促進中國足球歸化, 需要以聯賽模式為突破口, 建立“華裔到非華裔”的球員選拔體系, 構建外籍運動員歸化入籍制度, 降低歸化球員加入中國國籍難度, 同時進一步完善監管, 明確歸化標準, 控制歸化數量。

  關鍵詞: 中國足球; 球員歸化; 技術移民; 鯰魚效應; 艾爾頓法則;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limits and realistic baselines of naturalized players, so that naturalization can play a real role in Chinese football. Naturalized athletes are an irreversibl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They have legal legitimacy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They do not violate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inciple of fair competition in sport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for foreign players to join Chinese nationality, which makes the current goal of naturalization can only be defined as the ethnic Chinese or the players who have been naturalized i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the level of players' competitiveness,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qualitative changes in Chinese football.Lack of special supervision also makes naturalization easy to degenerate into alien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aturalization of Chinese football,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league mod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establish the “Chinese to non-Chinese”player selection system, construct the naturalization naturalization system for foreign athletes, reduce the difficulty for naturalized players to become Chinese national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clarify the naturalization standards and control the number of naturalized players.

  Keyword: Chinese football; player naturalization; skilled immigrants; catfish effect; Elton's rule;

  “歸化”在我國舊指“歸順, 依附”, 現代意義上的“歸化”一般跟移民問題和移民法聯系在一起, 是指某個人在出生國籍以外自愿、主動地取得其他國家國籍的行為[1]。“歸化球員”是指一名球員通過獲得其他國家國籍, 取得合法參賽資格, 從而代表其他國家參加國際賽事[2]。在競技體育中, 運動員歸化已成為一種世界現象, 特別是在足球、籃球這些商業化程度高的集體項目中。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 32支參賽隊中有多達22支使用了歸化球員。2019年的亞洲杯552名報名球員中, 歸化球員約占到1/6, 超過2/3的球隊都至少有1名歸化球員。隨著中國足協官方層面的肯定, 北京中赫國安等俱樂部的試點推進, 歸化球員在中國也逐漸從理論走向現實。但目前中國足球的歸化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 缺少制度設計, 推進歸化的當務之急是厘清歸化的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線, 從制度層面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歸化路徑, 使得歸化對中國足球真正起到“善假于物”的作用。

  1、 中國足球歸化的歷史與現狀

  歸化運動員的討論在中國由來已久, 事實上, 中國足球非第一個“吃螃蟹者”。在其他體育項目中, 中國已有引進歸化運動員的先例, 最著名的是馬術項目的華天。2008年北京奧運會, 華天成為第一位出現在奧運會“馬術三項”上的中國運動員。為了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 他自愿放棄了英國國籍。中國足球的歸化呼聲最早可以追溯到20年前, 甲B成都五牛隊主教練陳亦明就旗幟鮮明地表示, 中國足球需要引進歸化球員。當時主要目的是沖擊韓日世界杯。后來中國隊在沒有歸化球員的情況依舊挺進了世界杯, 關于歸化的問題就暫時沉寂了下來。然而, 2002年韓日世界杯成了中國足球的絕唱, 之后一直徘徊在世界杯大門之外。國內自上而下力圖振興中國足球的渴望使這一話題在2010年之后越發受到關注。歸化球員正式進入官方層面的探討是在2015年, 政協委員萬安培在兩會上提議修改《國籍法》, 承認雙重國籍, 促進球員歸化, 振興中國足球。之后足協層面也連續談及歸化, 并表示正在跟公安等部門會商。但直到2018年12月20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足球2018賽季職業聯賽總結工作會上, 才由體育總局副局長、足協黨委書記杜兆才正式確認, 將“出臺相關歸化球員的實施政策, 協助俱樂部試點歸化具有較高水平的優秀外籍球員參加中超聯賽”。足協在這個時候明確鼓勵態度, 有其歷史和現實的考量: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預選賽日益臨近, 中國足球青黃不接的局面也更加嚴峻;2019年亞洲杯, 國家隊隊員的年齡基本在28~34歲之間, 1993—1995年出生的國家隊隊員不足5人。隨著亞洲杯后鄭智等一批實力老將的退去, 在未來5年, 中國足球將陷入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中國足球運動員歸化制度構建探究
 

  在實踐層面, 2016年, 華裔球員陳佳裕放棄了葡萄牙國籍, 成功加入中國國籍, 拉開了中國足球歸化的序幕, 但遺憾的是, 出于多方考慮, 陳佳裕在獲得中國國籍后沒有回到中國踢球。中國足球真正意義上的歸化第一人, 屬于廣州恒大的王牧。2003年出生的王牧, 原籍坦桑尼亞, 出色的防守能力和球感都超過了同齡球員。由于很高的天賦, 恒大很早就開始操作讓他加入中國國籍, 終于在2017年入籍, 之后入選了U14、U16國足, 成功披上國家隊戰袍[3]。在現有法律和政策框架下, 歸化走過了從“港澳臺歸化路線”到“華裔歸化路線”兩個階段。港澳臺歸化路線也有學者將其稱為“類歸化運動員”路線, 這些運動員沒有加入我國國籍的問題, 在憲法意義上, 他們本身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但在具體操作上, 他們也面臨著與意欲歸化的外籍運動員相似的處境[4]。事實上, 港澳臺地區球員的競技水平還稍遜國內球員一籌, 目前的港澳臺路線都是歸化“已在港澳臺完成歸化的球員”。港澳臺地區相比大陸更早地開始外籍球員歸化工作, 對港澳臺地區的球員使用, 中國足協的政策盡管出現了諸多變化, 但根據《關于港澳特區和臺灣地區球員參加2018年職業聯賽有關規定的通知》[5], 港澳臺地區球員不再被視為外國球員。國內一些俱樂部利用這些規則, 簽下在港澳臺地區完成歸化的外籍球員, 增強球隊的即戰力。如上賽季中超的貴州恒豐俱樂部球員法圖斯、中甲的延邊富德球員艾力士都是香港公民, 以內援身份參賽。這種做法在中小型俱樂部比較普遍, 并將在2019年賽季繼續被一些俱樂部使用。

  隨著中國足協正式肯定歸化球員的政策、推進球員歸化, 中國足球迎來“華裔歸化路線”時代。歸化球員的選拔范圍從港澳臺地區已完成歸化的球員擴展到世界范圍的優秀球員。這批球員的競技水平更高, 更有可能進入國家隊。按照中國足協的思路, 將歸化的行使權力下放到個別中超俱樂部, 試點歸化。從已知的試點俱樂部 (北京的國安、山東的魯能、上海的申花等) , 不難發現, 這個階段歸化目標以華裔球員為重點。北京國安的侯永永、李可和上海申花的錢杰給、廣州恒大布朗寧等歸化球員都或多或少有中國家庭背景。這主要考慮父母或祖父母是中國人, 那么他們就屬于《國籍法》第七條中“中國人的近親屬”, 可以跳過“中國永久居留證” (俗稱中國綠卡) 階段, 直接申請入籍, 也可以避開國際足聯“年滿18周歲以后, 在歸化目的國或地區連續居住滿五年”的參賽資格限制。從民族認同感上說, 這些球員與中國有著血脈相連的淵源, 也更容易融入中國足球的大環境, 產生國籍身份認同感, 從而更好地為國家隊效力做好準備。

  2、 歸化球員的理論證成

  2.1、 法律正當性分析

  在競技體育中, 獲得國籍是運動員在國際體育賽事中代表國家的先決條件。因此, 歸化球員的第一步, 就是加入中國國籍, 國籍轉換的合法性論證至關重要。在當今世界, 國籍作為一個最普通的法律概念, 是每個人必不可少的身份特征。享有國籍, 是指具有一個國家國民或公民的合法資格, 享有該國憲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一切權利, 承擔相應的法律義務[6]。運動員國籍的轉換不僅受各國國內法的制約, 而且受國際法和國際體育組織的制約。從國內法角度來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 (下文簡稱“《國籍法》”) 第七條規定了外國人和無國籍人可以經申請批準加入中國國籍, 從法律上肯定了外國球員入籍的合法性。外國球員入籍也契合我國“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政策導向。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加快建設人才強國。”各類頂層設計《關于為外籍高層次人才來華提供簽證及居留便利有關問題的通知》《關于為外籍高層次人才辦理簽證及居留手續有關事項的通知》《關于加強外國人永久居留服務管理的意見》都在為引進外籍優秀人才提供政策便利。具體到足球領域, 《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 (2016—2050年) 》提出實施海外人才引進計劃, 吸引高水平的足球人才來華工作, 完善出入境、居留、醫療、子女教育等相關政策。

  從國際法角度來看, 國籍的享有和變化是重要的人權, 相關規定可見于《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等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放棄一國國籍、選擇加入另一國國籍是每個人固有的自由。20世紀以來國籍法的發展表明, 盡管各國在國籍問題上仍存在許多爭議, 但國籍法趨同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雙重或多重國籍得到越來越多的承認, 國際社會正在努力構建雙重或多重國籍的制度設計。運動員為代表他國參加國際賽事而改變國籍應視為合法合理的選擇。

  競技體育中, 國籍的轉換還需考慮是否符合國際體育組織的規定。從《奧林匹克憲章》和《國際足聯章程》來看都對歸化球員持開放態度。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第四十一條附則, 同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國籍的運動員, 可以代表其中的任何一個國家參賽。如果該運動員已代表一個國家參加奧運會、洲際運動會或者區域性運動會, 該運動員可在最后一次代表前一個國家參賽之日起3年后, 代表新的國家再次參加比賽。也就是說, 改變國籍或取得新國籍的運動員, 即使已代表原國參賽, 只需經過3年的過渡期, 就可以代表新國家參賽。根據《國際足聯章程》 (2018年8月版) , 沒有代表其他國家的協會參加過國際比賽的球員, 取得新國籍后, 滿足“自身出生在該國、親生父母出生在該國、祖父母出生在該國、年滿18周歲后在該國連續居住5年以上”這四個條件中的任一個, 就可以代表新國籍國的協會參賽。

  2.2、 經濟理性考量

  根據經濟學的“成本—收益”理論, 資源投入構成了生產或其他人類活動的成本, 生產或其他人類活動對社會或人類的滿意度構成了收益。生產或其他人類活動的直接目的是使收益超過成本獲得利益, 并使利益最大化[7]。有觀點認為, 歸化球員是中國足球“病急亂投醫”的非經濟理性行為。一方面歸化球員需要付出相當的金錢成本, 外籍球員愿意被歸化, 除了華裔球員有一定的民族感情, 更多的則是金錢驅動[8]。高水平的足球運動員屬于“稀缺資源”, 各國俱樂部之間往往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是暗戰來互相爭奪, 其實質是工具主義的技術思維, 相當于砸錢買技術, 但這技術在國家隊層面收益甚微。另一方面, 歸化需要付出相當的機會成本, 歸化球員會阻礙本土球員的成長。中國體育人才進階呈現明顯金字塔結構, 只有極少數運動員能被選上塔頂。歸化運動員無疑將打破這一固有模式, 降低國家體育人才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使原本就脆弱不堪的足球青訓面臨新的挑戰[9]。

  但從域外各國的實踐經驗來看, 歸化實質是世界球員資本的優化配置與合理選擇, 根據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 體育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分布是不均勻的, 呈現“中心—半邊緣—邊緣”的狀態劃分, 可以說20%的國家掌握著世界上80%的頂尖球員資源[10]。因此, 歸化對運動員個人和國家來說都是經濟理性的行為。對運動員個人來說, 可避免淪為原籍國競技人才過剩的犧牲品, 獲得參加國際大賽的機會實現個人的價值[11];而在國家層面, 引進歸化球員不僅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中國足球的國際比賽成績, 及時回報率高, 而且從長遠來看, 歸化球員的引進能促進和提高我國足球的整體發展水平[12]。以日本足球為例, 隨著拉莫斯、三都主等歸化球員的加入, 日本足球不僅迅速提高了世界大賽的競技實力, 還形成了“控制節奏, 注重整體配合”的技術風格, 歸化球員至少讓日本少耗費了10年的發展成本[13]。背后的機制不難理解:歸化球員可以產生“鯰魚效應”, 攪動本土球員的生存環境, 刺激和促進本土球員的進步。歸化跟青訓非此消彼長的關系, 反而能相輔相成。歸化幫助國家隊提高成績, 從而引發一個國家足球的良好“化學反應”, 就像催化劑一樣。因此, 從經濟性上說, 歸化總體上是一個收益大于成本的投資。

  2.3、 倫理審視

  歸化運動員不僅關系到競技體育的現實需要, 也關系到體育精神和倫理規范。有觀點認為, 歸化運動員是對體育公平競爭的踐踏, 也是對傳統民族國家的威脅, 給體育精神和道德倫理帶來挑戰[14]。事實上, 關于歸化對競技體育公平競賽的沖擊, 國際體育組織已對“體育雇傭軍”做出了相應的限制, 如著名的“艾爾頓法則”就是國際足聯對卡塔爾“金元體育”損害體育公平競爭秩序的規制。至于歸化是對傳統民族國家的威脅, 實質上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體育觀”, 該觀點過分強調了體育的政治功能, 把體育視為展示民族國家優越性中的重要工具。雖說體育與政治永遠難解難分, 從古希臘城邦運動到近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體育最迷人的地方, 也是政治家最感興趣的地方[15]。特別是在和平年代, 所有政治主體都試圖通過體育競賽的“綠陰戰場”與別的民族國家競爭[16]。但政治跟體育應該是一種良性的系統互動關系, 體育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和相對獨立的發展軌跡, 并非傳統意義上民族國家間一較高低的產物;體育在客觀上服務于全人類。

  我國是一個民族意識很強的國家。近代以來, 中華民族的危機意識促使人們有一種本能的排外感, 所以對歸化運動員還存在心理調適困難。但是拋開體育主觀政治色彩, 從體育無疆界的角度客觀的審視歸化球員的倫理道德, 其產生和發展是經濟全球化到體育全球化的必然結果[17]。正如美國著名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地球是平的》中所說, 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包括競技體育在內的全球市場勞動力和產品都可以被世界共享[18]。安德森的“想象共同體”理論也能用來解釋, 該理論認為民族共同體也是相對的, 是通過具體的象征物 (如民族的習性、文化) 等想象出來的, 無論是歸化運動員還是被歸化運動員, 他們都可以通過原生的共同民族文化和認同, 形成一個新的共同體[19]。體育運動本身是一項全球性的活動, 遵循國際通用規則, 具有明顯的國際趨同性。回顧現代體育的發展史, 就是一個民族邊界不斷消弭的過程[20]。從奧林匹克運動和精神的全球化到一支球隊或一名運動員的全球關注, 這是體育世界全球化的產物, 也是歸化運動員的產生原因。在全球化的體系理論下, 歸化球員與其他行業引進跨國人才并無二致, 是全球范圍內人力資本的正常流動, 本質上也屬于“技術移民”, 并不違反體育精神和倫理道德。中國足球的歸化實踐是主動融入體育全球化的積極嘗試, 也是中國足球善假于物的積極借鑒, 并不沖擊我國民族國家的界限。相反, 是體育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求同存異、兼收并蓄的過程。

  3、 歸化球員的未來路徑

  3.1、 建立“選人”體系

  目前歸化主要有三種模式, 分別是“血緣模式”、“聯賽模式”和“金錢模式”。血緣模式, 即歸化與本國具有一定地域和血親聯系的外籍球員;聯賽模式, 即歸化在本國聯賽中效力的外援;金錢模式, 即直接用利益歸化與本國沒有任何聯系的外籍球員[21]。我國目前采取的是“血緣模式”的歸化, 現有歸化路線目標范圍框定在中國人的近親屬 (即華裔) 或者港澳臺已經歸化的球員[22]。但從球員競技水平上講, 這很難使中國足球產生質變。因為無論是侯永永、李可還是布朗寧, 雖都年少成名, 職業生涯起點較高, 但都尚無力壓群雄之實力, 且最近幾年, 職業生涯普遍出現停滯。侯永永曾被譽為挪威天才三少, 16歲的時候就在強隊羅森博格完成了挪超首秀, 但這些年, 并沒有以預期的速度上升, 2017年被羅森博格放棄, 轉會到挪威另外一支弱旅斯塔貝克, 卻依然無法踢上主力。李可雖出自阿森納青訓, 但長期效力于英超次級聯賽英冠中游球隊布倫特福德。英冠主力球員的實力雖略高于國內球員一籌, 但在世界大賽上并無明顯優勢。至于已在港澳臺完成歸化的這批球員, 考慮到上述地區的職業聯賽激烈程度, 一般職業生涯首次注冊在上述地區的外籍球員相比國內球員并不具有明顯的優勢, 而港澳臺的入籍還需經過7年的居住時間, 這些球員是否可以在國足站穩腳跟, 以致成為絕對核心, 至少在目前, 這一切還很難判斷。從案例中也可以看出, 選擇采用港澳臺歸化球員這一途徑的多為國內中小型俱樂部, 他們在國家隊層面給中國足球的幫助可能并不太大。

  從域外經驗來看, 大多數國家歸化采取的都是多種模式協同并進[23]。中國足球歸化的步子也應邁得更大, 建立“華裔到非華裔”的選人體系, 完善潛在歸化球員的數據庫。華裔歸化按照現有路線繼續前進, 非華裔以聯賽模式為突破口, 輔之以“買青養成計劃”。對已滿足國家隊參賽條件的潛在歸化球員 (如埃爾克森) , 以及未來可以滿足參賽條件的潛力球員 (如德爾加多) 分階段、分步驟地試點歸化。“買青養成計劃”最早由日本開始使用, 后被卡塔爾模仿。20世紀80、90年代, 在許多老歸化球員的牽線搭橋下, 不少日本足球學校前往巴西“淘金”。三都主就是最成功的典型, 在日本足球學校開出誘人的條件后, 16歲那年, 他隨同家人來到日本入學明德藝塾高校, 畢業以后, 順利開始職業球員生涯, 隨后代表日本隊參加世界大賽, 作為核心幫助日本隊奪得2004年亞洲杯冠軍。“買青養成計劃”相比聯賽模式是更高級的歸化, 更能培養一批真正懂得中國文化、有中國足球情感的歸化球員[24]。但在中國足球的大環境下, 這批球員成材的風險很大, 因此當前可作為輔助手段審慎推進。

  3.2 、改革“引人”法規

  傳統思維認為我國法律不承認雙重國籍是我國歸化的最大障礙[25]。該觀點有其歷史合理性, 但尚未點出問題的全部。一方面, 雖不少專家學者一直在呼吁某些例外情況下可以對雙重國籍立法問題采取一些變通的做法[26], 但《國籍法》是我國的基本法律, 依據憲法, 一般應由全國人大來修改, 如此則立法成本會很高, 為了歸化目的特意修改《國籍法》在實踐層面可操作性不強。另一方面,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特別是中超聯賽在世界范圍內影響力的增強, 中國國籍的向心力已越來越強[27], 不承認雙重國籍的障礙在不斷地消解。當前歸化球員最根本的障礙是入籍的困難重重。入籍是歸化的第一步, 該問題在制度層面沒有解決, 歸化的其他問題還只是紙上談兵。

  根據我國《國籍法》第七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 愿意遵守中國憲法和法律, 并具有下列條件之一的, 可以經申請批準加入中國國籍:一、中國人的近親屬;二、定居在中國的;三、有其他正當理由。”按照《國籍法》的規定, 中國人的近親屬可以直接申請入籍, 近親屬根據我國《民法總則》的定義, 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在足協政策綠燈下, 北京中赫國安隊的華裔球員侯永永和李可歸化程序從實際啟動到最后實現足足花費了8個月, 中間經歷了一系列繁瑣復雜的申請和證明手續。對于非中國人近親屬的外籍球員, “定居入籍”和“正當理由入籍”看似簡單, 但這兩種路徑在操作層面都有一個先決條件是具有“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 (俗稱中國綠卡) , 而中國綠卡號稱世界上最難拿的綠卡。數據顯示, 從2004年8月《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實施至2016年10月, 公安部共批準10 269名外國人取得永居資格。最近兩年綠卡人數盡管有上升的趨勢, 但根據《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第六條的申請條件, 無論是“在中國投資滿三年”、“在中國任職滿四年”、“與中國公民婚姻關系存續滿五年”、“未滿18周歲未婚子女投靠父母”、“年滿60周歲投靠境內直系親屬”都近乎不可能, 唯一可能的申請理由是“對中國有重大、突出貢獻以及國家特別需要的”。但該條規定沒有一個規范性文件明確定義, 模糊性較強, 留給行政機關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一般來說, 行政機關傾向于給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界作出突出貢獻的外籍人士, 如長期致力于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國際友人陶欣伯、諾貝爾獎獲得者伯納德·費林加等。體育界的先例則很少, 對于歸化運動員來說, 在未代表國家隊取得成績前, 除非有明確的政策導向或規范依據, 不然很難認定是“對中國有重大、突出貢獻或國家特別需要的”。

  俄羅斯、日本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歸化入籍。在俄足協備戰世界杯中, 總統普金親自下令歸化外籍球員費爾南德斯, 在手續辦理中, 流程從簡, 一路無阻[28]。但在法治國家的建設中, 歸化也需要有法可依, 當務之急是改革“引人”法規, 從制度上構建外籍球員的入籍通道。考慮到修改或者擴大解釋《國籍法》第七條的入籍條件需要提請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 可操作性較差。可行的路徑是, 專門制定外籍球員入籍規則。一方面降低外籍球員取得永久居留證的條件, 另一方便利入籍的審批流程。具體來說, 由體育總局出面會商公安部和外交部對《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進行修改或解釋。將“外籍高水平足球運動員”納入《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第六條“對中國有重大、突出貢獻以及國家特別需要的”, 使入籍球員能夠更加容易地獲得“綠卡”。但是, 即使外籍球員取得“綠卡”, 他們能否通過公安部的批準還沒有明確規定。從公安部網站申請入籍的條件看, 只包括四類:年滿60周歲的投奔直系親屬的外國人、中國公民或在中國取得永久居留資格的外國人的配偶、未成年外國人和對中國有特殊貢獻的外國人, 并沒有“國家特別需要的”一項。因此, 在入籍審批環節也需要將“國家特別需要的”體育人才納入選擇范圍。對于已經持有“綠卡”并符合條件的外籍球員, 應對其開放綠色通道, 縮短流程, 減少不必要的審批。

  3.3、 健全“管人”機制

  中國足球的歸化邁開了第一步, 雖說外籍球員歸化是俱樂部行為, 帶有一定的市場屬性, 中國足協不應過多干涉, 但歸化球員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和灰色地帶, 如沒有制度和管理的約束, 自然就給很多有利益關系者有了可乘之機[29]。中國足協需要制定相關的規章制度并進行過程監管。近來中國足協發布《中國足球協會入籍球員管理暫行規定》, 對歸化球員的轉會、注冊、參賽等做出了具體規定, 此外還明確要求, 歸化球員要學習傳統文化, 學唱中國國歌。但目前總體上足協對歸化球員的管理一直沒有明確的制度設計, 處于“讓子彈飛一會兒”的狀態。現在中國足球所有的歸化都停留在對于特定個體的歸化和引進, 甚至是各種利益集團的博弈, 但是沒有任何制度約束, 以至于一擁而上。這些歸化球員的未來究竟如何去保持、提升和融入中國足球的環境, 為國家隊的效力作準備, 以及在多年之后他們要留給中國足球什么樣的經驗, 都還難以評估。如果放任自流, 中國足球的歸化會變成工具的異化。一個可以預見的風險就是, 一旦這種歸化模式泛濫, 自然給各個俱樂部看到了一條將外援直接申報為內援的捷徑, 任何俱樂部都可以通過這個方式去引進年輕外援, 然后讓他成為一個國家隊并不能馬上使用且存在風險的中國球員。當規模擴大后, 中超聯賽的競爭平衡也會隨之打破。從日本歸化經驗看, 對于歸化這種新的事物, 一方面要營造良好的制度土壤, 秉持審慎的態度, 減少強制干預, 對于歸化球員的運作不要武斷或輕易地做出負面評價。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監管機制, 對歸化球員的社會風險進行有效且適度的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30]。

  具體來說, 首先要明確監管機構和其職責, 由于歸化球員的監管涉及足協下設的多部門, 建議在足協下單獨設立一個“歸化球員管理處”, 負責歸化球員的入籍、注冊、比賽等事宜。其次要制定《中國足球歸化球員的管理辦法》, 厘清歸化的目的和性質, 進一步明確標準, 控制數量。比如說規定每家俱樂部的歸化球員只有兩個名額, 如此可以確保歸化的總體數量, 且不破壞聯賽整體的競爭平衡, 在為國家隊服務的同時, 也可以進一步提升聯賽水平。所有歸化球員由國家隊出面圈定名單, 再由中超俱樂部挑選, 而篩選球員的終極標準是———該球員實力能夠達到甚至超過國家隊球員水平且符合國際足聯的參賽要求。

  3.4、 出臺“留人”制度

  誠如我國近年來大力引進外國人才中遇到的困境:引人容易留人難。歸化球員是根據與俱樂部之間簽訂的合同來的, 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素, 任何合同上或執行過程中的矛盾或問題都可能導致該球員離開。世界足壇也不是沒有先例:2008年, 巴西籍前鋒克萊奧轉會到塞爾維亞, 因其在塞爾維亞聯賽和歐冠賽場的出色表現以及自身為國家隊效力的意愿, 塞爾維亞足協為他辦理了入籍手續, 打算他為塞爾維亞國家隊效力。但是當2011年廣州恒大開出高價轉會費, 克萊奧就轉會到了中國, 從而喪失了為塞爾維亞國家隊出場的資格。根據現在國際足聯的政策, 歸化球員若跟歸化國沒有地緣 (出生在該國) 或者血緣 (父母或者祖父母出生在該國) , 需要滿足“年滿18周歲, 在該國連續生活超過5年以上”才能符合為該國出場的資格。也就是說, 對于跟中國無地緣或者血緣關系的歸化球員要達到為中國國家隊效力的條件, 一方面要保證競技能力能達到國家隊優秀水平, 另一方面必須保證5年內該球員不會轉會離開中國。從長遠來看, 中國足球水平想要真正提高, 需要幾代歸化球員的薪火相傳。日本的歸化之所以成功, 不僅是因為歸化球員在國際賽場的表現, 還有重要原因就是這批歸化球員, 包括內爾松吉村、三都主、拉莫斯都長久留在了日本。他們的言傳身教帶動了日本足球整體水平的提升。

  在當前條件下, 要保障歸化球員能留在中國, 一方面需要不斷提升中國足球聯賽的整體水平, 擴大中超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也需要出臺相應“留人”制度。一是在俱樂部和歸化球員的合同中規定高額的違約金, 至少保證歸化球員能在中國連續生活滿5年, 從而擁有為中國國家隊出場的基本資格條件。二是輔以完善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 對在中國生活達到一定年限的歸化球員按照超額累計給予一定資金或者其他方面的獎勵, 對歸化球員在中國的商業利益開發實行一定的優惠政策, 為其家屬工作、子女入學提供便利條件。最后, 對歸化球員退役之后的就業安排提供充分的選擇。通過良好的政策性保護使得歸化球員真正融入中國, 融入中國足球, 從而對中國足球整體水平的提升起到推動作用。

  4、 結語

  “君子生非異也, 善假于物也”, 歸化實質是全球化浪潮各國競技體育“善假于物”的有益嘗試。中國足球走向世界, 也必然面對歸化和被歸化的問題。無論是從合法性角度, 還是從經濟性、倫理性角度, 歸化都具有理論正當性, 但歸化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的事情。歸化球員是個體, 同時又是中國足球整體的一部分, 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從制度層面需要全方位的政策設計, 從而有利于解決歸化操作層面的困境, 保障歸化的有序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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