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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監管法制的困境與對策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8-22

  摘要:隨著科學技術的深入發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的正式實施, 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日益成了當下主流的支付媒介。在此背景下, 將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作為法律監管制度的重心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目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面臨平臺性質定位失靈、平臺權力行使失控、平臺責任承擔失效三大監管困境。其解決路徑是在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動態平衡之監管理念的指引下, 重新厘定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性質, 合理規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權力以及理性配置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責任。

  關鍵詞: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 困境; 解決路徑;

經濟法論文

  進入21世紀以來,電子商務的潮流勢不可擋,電子支付作為商務資金流轉的關鍵環節,其形式不斷演變,第三方電子支付應運而生。有學者指出第三方電子支付已然成為一種新的社會關系[1]。目前,學界主要圍繞第三方電子支付的準入[2,3]、信息披露[4,5]、備付金監管[6,7]、支付差錯[8,9]以及退出機制[10,11]五個監管重點展開研究。與此同時,我國監管部門也積極引導、謹慎監管。據統計,2010—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等監管部門針對第三方電子支付發布法律規章政策共計十余項1。應當說,學界的學術研究與監管部門的監管實踐共同對第三方電子支付的規范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這些研究與實踐成果仍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沒有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主體性質、平臺權力、平臺責任作出精準的界定與有力的管控,以至于某些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利用這些“灰色地帶”實現監管逃逸并損害支付用戶的合法權利(權益),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第三方電子支付行業的發展。本文以財付通、支付寶、快錢、銀聯商務以及翼支付五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公布的《服務協議》作為研究樣本,同時結合平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系統論證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作為法律監管制度的重心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進行法律監管的理論,在理論對平臺主體—行為—責任進行嚴密的法律監管制度設計,以期實現完善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法律監管制度的目標。

  一、法律監管制度的重心: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

  網絡平臺作為新經濟時代的產業組織形式,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甚至在某些重要的互聯網金融領域,例如互聯網非公開股權融資領域、股權眾籌領域、P2P領域早已出現以平臺為重心的監管研究[12,13,14,15]。同時,在以平臺為重心的監管研究理論的指導下,這些金融領域的監管實踐也發揮出積極的正向作用。第三方電子支付雖有其獨特之處,但也應遵循以平臺為重心的監管范式。

  (一)監管效率的要求:理論推演

  商業交易模式大致歷經直接交易→間接交易→平臺交易的過程[16]。直接交易的最早階段一般被認為是以物易物階段,人們通過約定俗成的時間和地點,聚合交易雙方的信息,以此增加“對方擁有的產品是我需要的,而我擁有的產品是對方所需要的”的概率。在以物易物的階段,商品與商品信息同時流轉,商品流與信息流二者合一,但會出現交易雙方的商品需求難以匹配以及交易雙方對商品信息難以理解與溝通的問題。例如在以物易物階段,交易的達成必須以交易雙方同時、同地、正好擁有彼此需要的商品為前提,但由于交易雙方需求完全耦合的可能性仍處于較低水平,極易造成無法交易的情況。而后貨幣出現,形成貨幣流,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商品需求的匹配問題,人們可以通過貨幣這種交換媒介換取自己所需求的商品,但額外增加了貨幣接收方對貨幣信息的認知要求,例如貨幣接收方需具備對該貨幣的“真假”以及“足重足值”的認知能力,事實上又惡化了信息流的問題。總體上講,直接交易仍屬于“三流合一”的階段(商品流、信息流、貨幣流仍集中于買賣雙方)。

  在間接交易模式中,為了克服直接交易的問題,出現了第三方中介機構(包括資金中介、商品中介、信息中介),打破了原有“三流合一”集中于買賣雙方的交易模式,從而使商品流、貨幣流與信息流分離,走出了交易“隔行如隔山”的窘境,但同時也為中介機構操縱市場、壟斷、進行不正當的客戶選擇提供了可能。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線下的交易平臺演變成無形空間的線上交易平臺,平臺交易模式逐漸成型。線上交易平臺將買賣雙方的基本信息、商品基本信息、協議的簽訂與執行等交易程序全部實時對接,甚至為了加快交易的速度,額外形成貨物運輸系統(物流)與貨幣支付系統(支付流)。此時,商品流、貨幣流、信息流、物流、支付流在線上平臺再次實現了統一。

  由此可見,線上平臺已經牢牢處于商業交易模式的核心地位。但這“五流”并不是由一家線上平臺控制,而是“平臺群”協同作用的結果。例如電子商務平臺控制著商品流與信息流,電子支付平臺控制著支付流,物流平臺控制著物流,銀行控制著貨幣流。基于此種角度,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對線上平臺的有效監管,是對互聯網金融有效監管的核心,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有效監管,是對第三方電子支付領域有效監管的核心。

  (二)監管需求的要旨:實踐推演

  監管效率的要求仍不能論證出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當然作為第三方電子支付領域的監管重心,監管需求的實踐檢視可能是補強理論推演結論的可靠路徑。即經濟的持續變化要求一些能夠保證監管法律與現實相適應的靈活手段[17]。對于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存在被監管的需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權力的廣泛性與集中性需要被監管,以防止平臺的恣意妄為。這在政府將一部分公共管理職責轉移給私人組織行使時[18],問題尤為突出。其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在實踐中已出現較多問題需要被監管規制。就前者而言,從五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公布的《服務協議》等書面文件中可歸納出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三重身份”。

  第一,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是用戶規則的“制定者”。不管付款方與收款方的基礎法律關系為何,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都會與用戶簽訂一系列的協議,例如《服務協議》《隱私政策》《客戶保障承諾書》等,這些協議屬于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預先擬定的格式協議或格式條款。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掌握著規則的制定權,規則的初次制定與再次制定皆由其主導,其理應受到法律監管。

  第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是用戶行為性質的“判斷者”。從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公布的《服務協議》中可以發現對用戶行為性質存在諸多主觀判斷的詞匯。例如,《快錢支付賬戶用戶服務協議》中的“發現異常交易或有疑義”、《全民付服務協議》中的“有合理理由懷疑”。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主觀判斷的結果直接影響到平臺對用戶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進而影響用戶的權利(權益)。基于此,監管機關為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主觀判斷劃定合理的客觀邊界符合現實監管需求。

  第三,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是規則的主要“執行者”。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有權對用戶暫停或者停止部分、全部服務,也可以暫停、中止、中斷某一筆具體的交易。例如《財付通服務協議》就規定財付通公司單方面判斷認為用戶有可疑交易或者違反本協議約定之情形,可以不經通知先行暫停、中斷或終止向用戶提供服務。《支付寶服務協議》也規定,若用戶出現欺詐或者發布或銷售偽劣商品、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或其他嚴重違反任一阿里平臺或螞蟻網站規則的行為,平臺可以注銷用戶名下的會員號或賬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執行權直接限制或排除了用戶的權利(權益)并且支付用戶可能因此遭受損失,故監管機關對平臺行使該權力設置合法合理的監管舉措,是維護用戶權利(權益)的重要保障。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在實踐過程中已出現的困境和需要被監管規制的相關問題會在下文論述。

  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法律監管制度的困境

  我們要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因為只有在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才能深化對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認識。目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法律監管制度的困境主要體現在平臺主體、平臺行為、平臺責任三個層面。

  (一)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性質定位的失靈

  2010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將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性質定義為非金融機構2。而2015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則將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定義為非銀行機構3。上述性質的限定,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兩份規范文件中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定義存在一定的邏輯悖論。兩份規范文件現行有效且后一份規范文件依據前一份規范文件制定,但后一份規范文件中非銀行機構的外延包含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這與前一份規范文件將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認定為非金融機構存在一定的沖突。

  第二,即使按照新規定適用優于舊規定適用的準則,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性質定位仍處于失靈狀態。一方面按照《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第九條之規定,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不得經營或者變相經營證券、保險、信貸、融資、理財、擔保、信托、貨幣兌換、現金存取等業務。這一規定本身與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非銀行機構的定位存在沖突,因為第九條規定實際已經否定了非銀行機構所涵攝的金融業務。另一方面,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非銀行機構的定位和業務的限制忽視了安全與效率動態平衡的發展規律。“相對安全”是互聯網金融時代所追求的安全觀[19],即要求我們在追求金融安全的同時,也應當對金融效率和收益給予必要的重視。縱觀《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全文,監管機關更加注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業務與銀行、金融機構業務的區分并塑造業務壁壘,并沒有給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業務營利與業務創新留有過多的余地。換句話說,監管機關過度防范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而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金融領域以營利為本質的特征, 平臺以效益最大化為價值追求的內在規律。

  第三,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性質定位失靈也不僅僅體現在現行的法律規范文本中,在理論界關于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性質也是眾說紛紜且尚未形成主流學說,這同樣也是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性質定位失靈的重要原因。

  (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權力行使的失控

  從五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公布的《服務協議》框架及具體內容可以觀察到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權力行使失控的兩種表現。

  其一,規則制定權行使的失控。民法中的最高原則公平原則[20]強調契約雙方的權義責的統一和協調,但從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制定的《服務協議》的框架及內容來看,平臺盡可能維護自身的利益,用戶的權利(權益)保護條款成為該文本極小的組成部分4,甚至某些平臺的《服務協議》已然演變成用戶的義務守則5。同時,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對于已經制定的規則享有再次制定規則的權力6,即僅需在平臺網站公示一定時期便可完成規則的再次制定,這實際上使得用戶的權義責處于相當不確定的狀態,尤其是用戶的義務與責任跟隨平臺制定的規則頻繁變化而變化,這就要求用戶需要時時關注平臺網站的更新信息并且不停地熟悉理解平臺更新的規則,對于龐大的平臺用戶群體而言這是無法做到的,甚至存在有的用戶根本不知道支付平臺的規則已然發生變更或者在出現糾紛的時候才知道平臺的規則已經發生變更的情形,某種程度上用戶已然成為平臺的“附庸”。

  其二,判斷權與執行權行使的失控。五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通過格式合同賦予自身廣泛的判斷權與強有力的執行權,例如平臺《服務協議》中的“合理懷疑”“發現異常交易或有疑義”“有權暫停或停止服務”“可以暫停、中止、中斷某一筆具體的交易”等表述便是例證。在互聯網金融以平臺為中心的大背景下,將此種判斷權與執行權賦予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有一定合理性。但正如治理民主所要求的“確定政府權力邊界以及防止政府權力無限擴張”一樣[21],確定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權力邊界和權力規制體系也屬于應然要求。目前,針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權力邊界尤其是權力規制體系尚付闕如,這為通過私法協議獲得判斷權與執行權的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可以憑借其主觀認知侵害客戶的權利(權益)提供了可能。具體表現為,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可能針對客戶“引發”的風險,即使該風險可以被適當忽略、僅是形式上的風險實質上并未發生風險或者該風險可以被平臺實施除判斷權以及執行權以外的手段予以化解,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仍可以依照私法協議之授權對支付用戶進行干預,進而可能不當地損害用戶的權利(權益)。

  (三)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責任承擔的失效

  金融消費者的特殊性是確立平臺行為規范與責任的重要參考[22]。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責任承擔與用戶(消費者)的特殊性緊密相關。例如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對用戶信息泄露、用戶錯誤支付(支付瑕疵、非授權支付)以及平臺對用戶信息披露失當的賠償責任等,都與用戶性征相牽連。目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責任承擔“有名無實”,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通過協議排除用戶的權利,使平臺沒有責任承擔的基礎。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將平臺與用戶之間的規則設計為用戶義務守則的形式,以此規避平臺承擔責任的可能。以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信息披露為例,目前平臺尚未對定期披露義務、賬單信息披露義務、書面形式通知到消費者的義務作出規定[23]。此時,用戶通常因為無法在協議中找到明確的責任約定,以至即使用戶自身受到了侵害而不自知亦或是即便知道損害的發生卻因沒有明確約定而得不到司法機關的支持。

  其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通過協議直接免除自身應當承擔的責任。在五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協議中,普遍存在將本應由平臺承擔的責任轉嫁給用戶的情形,以此形成協議中的免責條款。以《用戶協議》免責條款中的非授權支付為例,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將密碼泄露、盜用、冒用和其他非授權支付的責任交由用戶承擔7。事實上,此種責任分配模式既不符合安全的要求也不符合效率的特征,因為并非只有用戶才能防范引發非授權支付的風險,隨著科學技術的革新,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也應與用戶共同分擔這一風險防范義務。

  三、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法律監管制度的完善路徑

  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存在先天的矛盾,強調金融安全勢必強化金融監管,導致金融市場主體創新的積極性受限,降低金融效率;強調金融效率,必然會弱化金融監管,極易引發市場風險,破壞金融安全[24]。因此,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法律監管制度的完善路徑是:在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動態平衡之理念的指引下,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現有問題,從主體→行為→責任上進行嚴密的法律監管制度設計。

  (一)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的動態平衡理念

  我國的金融監管制度變遷的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的金融管理制度;統一監管向分業監管的逐步過渡;分業監管的確立與完善[25]。金融監管制度的更迭體現出金融監管理念從絕對的金融安全監管理念轉為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相對平衡的監管理念。進一步說,監管理念的轉變呈現出監管機關的兩重考量。第一重考量是,監管機關要在金融安全觀的指引下,通過金融監管制度的設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第二重考量是,金融領域的活力與效率也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無論在社會體制與意識形態各異的世界各國抑或是具有特殊歷史背景和國情的我國,監管理念的變遷和發展都基本遵循一個共同的趨勢:即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和金融系統對于經濟發展影響的不斷深入,金融監管理念在重視金融安全的基礎上,正在逐步認可金融效率的重要地位,并致力于推動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的平衡發展。而對于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監管理念的選擇,應當結合第三方電子支付領域的固有特質以及其在世界各國的發展演變,在相對平衡監管理念的基礎上,采用安全與效率的動態平衡的監管理念。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世界各國(地區)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準入的多層次標準凸顯安全與效率的動態監管理念。世界范圍內電子支付服務市場準入模式包括豁免模式(如我國臺灣地區)、注冊模式(如歐盟)以及許可模式(如美國),每一種準入模式的設計無不體現出對安全與效率之間關系的審慎思考。目前僅采用上述單一準入模式的國家(地區)較少,他們更傾向采用多種模式疊加的規制樣態,例如注冊模式+豁免模式等混合模式,這進一步表明安全與效率在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準入監管中并非靜態的體現,而是動態的選擇。基于此,我國有學者呼吁對于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準入,近期目標是建立豁免制,中期目標是增加注冊制,遠期目標是取消許可制而僅保留注冊制和豁免制或者直接采用寬松的注冊制[26]。

  另一方面,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業務性質的“復合性”產生安全與效率動態監管的需求。已有的研究指出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發展是一個動態價值鏈的發展過程,即第一階段為快捷支付價值鏈;第二階段為信用服務價值鏈;第三階段為數據營銷價值鏈;第四階段為綜合服務價值鏈[27]。實際上,這四種價值鏈階段是由其內部的構成要素維持其結合的狀態的,僅系利用這些要素來描述(作為整體要素的)價值鏈的類型[28],申言之,這四種價值鏈階段體現出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金融性質由弱變強的四種類型且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存在由第一階段向第四階段演進的內在動力,而此種動態的演進過程需要動態的監管理念進行匹配。

  (二)厘清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性質

  針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性質,學界主要存在“準機構金融”[29]、“非銀行金融機構”[30]、“特殊非金融機構法人組織”[31]三種觀點。筆者認為,對于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性質認定在目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采納“準金融機構”的認定可能更為適宜。

  首先,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并不會替代銀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二條,將商業銀行的業務內容限定在吸收存款、發放貸款以及辦理結算等業務,這與以支付業務作為發展基石的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存在明確的業務界分,即使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進入“綜合服務價值鏈”階段,第三方支付平臺業務與銀行業務也僅是“協同關系”而非“替代關系”。

  其次,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全面進入金融領域從事金融業務暫不具有現實可行性。審慎監管強調監管機關盡到自身的監管職責,以抵御系統金融風險以及系統金融危機[32]。若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尚不存在一套完整、系統、科學的監管規則體系,此時若允許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全面進入金融領域從事金融業務,勢必使得監管機關陷入無規則可遵循的監管“恐慌”之中,這是監管機關無法接受的。退一步說,即使監管機關允許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全面進入金融領域從事金融業務,但金融業務尤其是需要特別許可的金融業務要求平臺企業超高的人財物以及內部風控配置,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屬于新型行業,強行涉足此類金融領域,勢必增加平臺的運行風險以及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對于平臺和投資者而言這同樣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將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定位為金融機構并不合適。

  最后,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準金融屬性的定位符合第三方支付領域的發展規律。一方面,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已然初涉金融業務且運行良好。例如支付寶《余額寶銷售及服務協議》中指明,余額寶的目的在于為支付寶賬戶實名用戶提供賬戶余額增值及理財服務。另一方面,準金融屬性的定位是金融與非金融的過渡地帶,其同樣具備強弱不同的金融業務類型。申言之,準金融屬性的交叉性與可延展性既符合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價值鏈階段的發展趨勢,又可排除高風險且需要監管機關特別許可的金融業務。是故未來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規范性文件應當對平臺的屬性重新厘定,將其界定為準金融機構[33]。

  (三)合理規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權力

  無論何種權力,總是天然帶有擴張的傾向,故而必須加以制約。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規則制定權、判斷權與執行權的擴張與濫用的深層原因在于平臺權力行使的主觀隨意性,故而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權力的合理規制路徑在于:權力行使應當具備系統合理的正當程序[34]。

  第一,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行使規則制定權必須符合公平理念。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與用戶權義責的總體設定應當平衡,一方面既要明確用戶的義務,包括但不限于實名義務、反洗錢義務以及賬戶安全保管義務等,設定平臺與用戶之間理性的責任分配機制;另一方面更是要在文本中設計并固定用戶應然享有的權利以及如何行使這些權利的路徑,包括但不限于用戶的知情權、隱私權、財產安全權等。同時,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制定的合同以及協議應當在平臺網站顯著位置進行公示,涉及用戶重大權利、義務、責任條款的變更還應當以書面的形式發送給用戶個人。

  第二,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行使判斷權的前提應當是已經掌握相關客觀證據并達到平臺的內心確信。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判斷權是執行權行使之前提,重要性不言而喻,平臺判斷權之觸發應當是平臺已經掌握了用戶違法違規支付行為的客觀證據,此種客觀證據包括但不限于異常的交易記錄、涉嫌違法違規的支付聊天記錄等。一般來說有且只有一項客觀證據并不能觸發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判斷權,因為單項證據通常并不足以達到平臺的內心確信,除非該項客觀證據實際上已經突破了平臺設定的正常閾值。

  第三,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行使執行權之時也要給予用戶充分的知情權與申辯的權利。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暫停、停止向用戶提供服務時,平臺應當以書面的形式通知該用戶,告知用戶暫停或者停止提供支付服務的情況并允許該用戶在一定時間內提出異議。該書面通知應當在執行權實施之時進行,若情況緊急或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可以在執行權實施之后的合理時間內告知該用戶。用戶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處理結果提出異議,平臺經過審核程序判定用戶的異議成立則應立即恢復用戶的支付服務并對暫停、停止支付服務期間給用戶造成的直接損失及時賠償,若用戶提出的異議并未被平臺采納,平臺也應當在合理期限內告知用戶處理結果以及其他的救濟路徑。若用戶提出的異議并未被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判定成立,但用戶認為因平臺暫停、停止支付服務的行為使其受到經濟損失,則平臺應當告知用戶有權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四)理性配置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責任

  有學者指出平臺責任分為平臺積極作為義務和消極不利后果的承擔[35]。但法學意義上的責任主要意指消極不利后果的承擔。責任的確定既有可能源于對法定、約定義務的違反,例如上文所述平臺權力行使違反正當程序要求而產生的民事以及行政責任;也可能源于協議的直接配置,例如平臺協議直接規定的免除、減輕責任的條款。對于如何實現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協議中責任條款的理性配置,筆者認為必須處理好兩個問題:其一為責任配置的合法性;其二是責任配置的合理性。

  就責任配置的合法性而言,其實質強調的是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協議中配置責任條款的效力問題。合法性問題屬于責任配置過程中需首要考量的問題,因為配置的責任條款不合法而無效,則無須考慮責任配置的合理性問題。進一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五十二、五十三條分別對無效合同、無效合同條款作出了規定,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在協議中進行責任配置時必須符合法律的強制性規范,否則,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除了承擔民事行為無效的后果以外,還應當對明知是無效的民事條款而濫用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8。

  對于責任配置的合理性而言,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與用戶的責任配置必須在成本與收益的角度進行重置。成本與收益分析屬于經濟學理論,是指經營者在確定一個項目或方案是否可行時,依照決策標準評估該項目或方案可能帶來的成本與收益及其比差,從而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決策過程。這要求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對協議中關于免責條款以及責任分配的設計應當按照成本與收益的方法進行分析配置,實現最優的效益配比。例如按照五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服務協議》之規定,用戶因為丟失電子設備造成非授權支付,損失應當由用戶承擔。此種規定不合理之處在于,將用戶設定為防止設備丟失以及控制損失風險的最佳人選。實際上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也具備相應技術能力能避免該損失的發生,例如采用多層多元的驗證方式等。是故目前更為適宜的做法是將電子設備丟失引致的非授權支付的風險防范義務主要歸于用戶,但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仍具有開發設計多層驗證方式防范非授權支付風險發生的義務并且該義務應當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地加重。

  四、結語

  第三方電子支付領域逐漸成為我國產業結構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學界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監管研究應當加強而非減弱,這既是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處于第三方電子支付領域的核心地位所決定的,又是因為實踐中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存在較多問題急需解決。故此,未來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監管研究方向,一方面既要繼續加強對平臺準入、信息披露、備付金監管、支付差錯以及退出機制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商事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思考,以此形成完整的法律監管體系,防止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出現“監管逃逸”的情形,進而最大限度保護支付用戶的合法利益,實現第三方電子支付領域的良性發展。本文主要以五家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公布的《服務協議》為研究基礎,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法律監管制度的完善實施初步探索,認為在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動態平衡的理念引領下,對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主體→行為→責任進行嚴密的法律監管制度設計能夠緩解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的現有問題。當然,實際的法律監管效果仍需要通過實踐進行檢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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