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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資本對個人享有高教機會的作用分析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8-22

  摘要:家庭資本因素是影響高等教育資源的重要原因, 其主要從經濟、社會、文化三個方面對體人高等教育機會形成影響, 實證研究表明:家庭資本與個體獲得高等教育機會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且互相促進, 互相影響。文化資本通過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直接影響個體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而較高的經濟和社會資本又會反作用于文化資本, 從而導致階級內部差距逐步形成和加劇。建議政府和社會組織采取相應措施對家庭資本不夠“雄厚”的“弱勢群體”進行教育機會補償, 加大改革力度, 提高家庭整體資本總水平, 減少教育層次的階層內循環, 防止高等教育文化復制功能的擴大, 推進高等教育機會獲得公平, 促進社會良性運行和諧發展。

  關鍵詞:高等教育; 入學機會; 家庭資本; 教育公平;

教育社會學論文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人數的大量擴招, 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總量持續擴大。[1]實現教育均等不僅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公眾努力的方向, 也是社會輿論一直關注的焦點。目前, 國內高等教育已進入大眾化、普遍化、非精英化階段, 但其相對其他社會資源而言依然是一種稀缺資源, 畢竟無法滿足所有社會群體的需求, 可以說仍然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年) 》提出, 高等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應當向“有利于促進入學機會公平、有利于優秀人才選拔”的方向發展。[2]這意味著高教入學機會問題不僅從輿論關注走向國家關注, 而且關注的內容己經從入學機會的數量轉向入學機會的質量。[3]家庭是一個社會最基的單位, 家庭資本因素對個人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其不僅為個人提供資源, 用于實現自身目的,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個人的教育環境。同時, 在現代社會中, 要獲得較高職位、收入、權力、職業聲望和特定生活方式, 與個人的教育程度息息相關。[4]因此, 家庭資本因素的差異對個人享有高教機會比例的差別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概念及綜述

  (一) 家庭資本因素的概念

  1. 家庭資本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

  首次系統研究論證社會資本的是法國著名社會學者皮埃爾·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布氏認為, 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 那些資源與對某些持久的關系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這一網絡不僅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并得到公認的, 而且是一種體制化的網絡。這一網絡為每個參與當中的會員提供集體性資本, 并為他們提供贏得聲望的憑證”。[5]“社會資本以關系網絡的形式存在”。[5]家庭可以說是社會的“細胞”, 家庭資本因素作為衡量家庭資源占有量的重要指標, 不僅可以把各式各樣有用的資源提供給個人, 甚至把能引入到職業活動中的資源也供其隨時調用。[6]

  2. 筆者認為, 家庭資本分為三個方面, 即:

  家庭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7]本文所研究的家庭文化資本主要是指子女從家庭中繼承的文化資本, 主要包括父母親的學歷、地位、職業、文化層次等。選取父母親的職業作為衡量家庭社會資本的主要指標。父母親的職業劃分為個體戶、企業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員、專技人員、農林牧副漁從業者、服務行業人員、生產交通運輸人員等。家庭經濟資本主要以家庭總收入為主要指標, 收入越高資產量越大。

  (二) 其他相關研究

  自大學擴招以來, 我國高等教育機會迅猛增加, 但教育資源的擴張不一定會導致教育的絕對公平或者相對平等。[8]教育供給增加的受益人群首先是滿足經濟社會的上層群體, 當這部分群體的教育需求并未達到飽和, 教育機會也就很難全面惠及普通大眾, 教育不平等將以最大化的形式存在。[9][10]目前, 國內相關研究也基本支持這一理論, 高教機會總量的擴張并沒有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明顯地縮小教育分層, 反而加劇了這種分層, 出現了上升趨勢。[11]具體而言, 影響個體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可概括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會因素等。個人因素是內在的, 既定的, 具有很明顯的個體差異, 比如人的智力高低、性格特點、價值取向等;家庭因素則包括父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水平、所處階層地位等;而社會因素主要指外在的、制度化的因素, 如教育制度等。[12]關于教育機會的獲得, 已有相關研究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研究從中國教育制度經歷多次變革而引起的社會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對教育的影響, 即從經濟社會均衡化、平均化向多元、分層化轉變所造成對教育機會獲得的影響。二是從橫向來看, 就是探討教育獲得的影響程度如何。盡管對教育分層體制的探討國內相關研究己經達成基本共識, 但針對教育不公平問題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論研究層面。可以說, 具有代表性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并不多。本研究主要通過對幾所典型學校的調查數據的分析來探究, 當教育普及程度提高的時候, 家庭資本在高等教育獲得中的影響力如何, 以及教育機會的不公平、不平等是否會向教育質量的不公平、不平等轉變。[13]

  二、個體家庭資本與高等教育機會獲得差異的實證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數據來源是基于湖南省五所代表性的高校在校學生調查問卷。采取多層次整群抽樣方法, 按照湖南省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高校, 確定被調研高校名單, 包括中南大學、湖南農業大學、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湖南電子科技職院、湖南師大樹達學院。基本覆蓋了國家重點建設“985工程”高校、一般地方本科院校、獨立學校、高職高專。調查學校類型涵蓋綜合性、理工類、農林類、師范類、職業技術類等高校。調查對象包含2014級、2015級、2016級和2017級部分在校學生。樣本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典型性。調查時間集中在2018年4-6月。問卷主要從兩個方面設計:一是學生的個人基本情況, 包括性別、民族、就讀學校、家庭居住地等。二是學生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家庭經濟收入等情況。共發放問卷500份, 回收有效問卷462份, 問卷有效回收率92.4%。

  (一) 家庭文化資本與個體高等教育機會獲得分析

  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對個體進入大學接受教育有很大的影響。在接受調查的462名學生中, 父親受教育程度比例最高的是高中或中專水平, 占24.5%;其次是接受大專教育程度比例, 占22.7%;達到高中或中專、大學以上水平的人數占抽樣調查人數的58.4%;只有16人的父親受教育程度為半文盲或文盲, 僅占3.5%。

  同時我們還可以清晰地看到:母親的受教育程度比例整體上普遍低于父親的受教育程度比例。雖然母親受教育程度的最高比例也是高中或中專程度, 占29.7%, 但達到大專水平的比例只占9.7%;其次, 接受教育程度比例較高的是初中程度, 占26.6%。總的看來, 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對個體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不及父親受教育程度影響顯著。

  由此可見, 作為家庭文化資本的父母親的學歷層次對其子女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巨大。總之,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越多。父母文化程度在大專以上的, 其子女進入重點院校就讀的機會就越多。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 其子女獲得高等教育機會就越少。對子女入學機會的影響與父親或母親單方面的影響類似。這充分說明, 家庭文化資本富有代際傳遞性, 而且越是優勢的文化資本, 其代際傳遞性越強。不言而喻,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 對子女進行家庭教育、激發子女求學的理念越強, 這些父母獲得并甄別有關學校、教育資源、教育機會, 甚至就業的信息能力更強, 從而也間接影響子女就業。

  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 目前我國公民整體教育水平偏低, 家庭文化資本整體水平不高, 從總體上看, 盡管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邁入了大眾化、普及化時期, 但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仍然是少數, 半文盲或文盲還占有一定比例;另一方面, 在學歷層次上, 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還是存在著較大差異。尤其是體力勞動者, 為了生計, 忙于養家賺錢, 缺乏時間, 也缺乏理念, 更缺乏對子女進行知識教育的能力, 無形中導致了高等教育機會的缺失和減少。

  (二) 家庭社會資本與個體高等教育機會獲得分析

  從事不同職業的社會成員, 其收入、聲望、權利、社會關系等方面也不同。本文選取父母的職業作為家庭社會資本的主要衡量指標。

  父親的職業類型對個體高等教育機會的獲得有顯著的影響。在接受調查的462名大學生中, 父親職業屬于私營企業主或個體戶的比例最高, 占整個抽樣人數的23.6%;父親職業是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人員的也不少, 有70人, 占整個抽樣人數的15.2%。從縱向來看, 父親職業是私營企業主或個體戶、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人員的優勢階層以及父親職業是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的中間階層的子女獲得高等教育機會明顯地高于父親職業是農林漁牧業、商業服務業及生產運輸人員基礎階層的子女。再從橫向來看, 不同類型的大學, 父親的職業構成比例也不同。在接受調研的99名中南大學學生中, 有45人的父親的職業分別屬于私營企業主或個體戶、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人員, 占了抽樣學生幾乎一半的比例;在接受調研的81名湖南師范大學學生中, 父親職業是私營企業主或個體戶、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人員的也不少, 有30人。而湖南電子科技職院, 在抽樣調查的85名學生中, 有42人的父親分別來自農林漁牧業、商業服務業及生產運輸交通行業, 占了49.4%之多。很明顯, 父親的職業是農林漁牧業、商業服務業及生產運輸行業等基礎階層的子女相對比較多地進入了職院和獨立學院。同樣地, 從表2和圖4也可以看出:母親所從事的職業類型對個體高等教育機會的獲得也有影響, 但與父親職業類型相比, 影響沒那么顯著。在接受調查的462名大學生中, 母親的職業是商業服務人員的比例最高, 占了整個抽樣人數的22.3%;其次是農林漁牧業人員, 占了整個抽樣人數的19.5%。

  三、結論及建議

  (一) 研究結論

  綜合前面的各類各項分析研究, 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即發現家庭資本因素在個體獲得高教機會方面影響頗大, 與個體獲得高等教育機會有著極強的正相關性。家庭的三個“資本”因素之間密切相關, 互相促進, 互相影響。文化資本通過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直接影響著個體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文化資本較高的家庭一般會擁有較高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而反過來, 較高的經濟和社會資本又會反作用于文化資本, 這樣導致了階級內部循環逐步形成甚至加劇。[14]家庭的文化資本決定了個體進入怎樣的勞動力市場及獲得何種職業。[15]當今社會, 現實情況就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一般能進入較好較優質的就業市場, 比如關系網極強的政府, 或者政策性極強的外企, 或者封閉性極強的專技領域等。文化水平較低者則只能進入較低或次級就業市場, 甚至成為半失業者、無業者。特別是在國內高等教育進入非精英化以后, 分化變得更加明顯了。精英家庭和優勢階層擁有豐富的文化知識、人脈及大量的信息資源, 為其子女高等教育機會的獲得, 專業選擇等方面可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信息。相反, 處于劣勢階層的家庭, 文化水平相對較低, 經濟又不寬裕, 在子女的學校和專業選擇上起不了很大作用。

  上文提過的法國學者布迪厄說過, 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在資本的擁有量上是不均等的, 一般來說, 處于上層的人擁有較多資本, 而往往處于上層地位的人又是基本教育制度的制定者。[5]因此, 在某種意義上, 制度體現并維護著上層階級的意志。[16]所以, 學業成就和家庭資本因素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可見的關系, 即子女從父母輩那里獲得更多的資本, 就更容易獲得高教入學機會和優質的教育資源, 缺乏這種資本的家庭, 競爭力自然就會弱很多。而高等教育是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工具, 且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 教育公平的關鍵是機會公平。可是, 這種家庭資本的內循環嚴重限制了底層階級向上流動和發展的相對可能性, 更不利于整個社會向前發展。

  (二) 改進舉措

  綜上而言, 黨和政府要高度重視社會各個階層的家庭資本培育和積累, 尤其是所謂下層家庭資本的培育和積累。

  第一, 要整體全面提升全社會所有家庭的文化資本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 我國大陸地區的家庭文化整體水平不高, 很難在短時期內實現質的提升。客觀上要求政府不僅要推進教育機會均等化、公平化, 還要重視整個社會教育總水平的提升, 尤其是要重視義務教育水平的提升, 使國民文化資本的擁有水平得到一個根本提升。

  第二, 推行助學金、獎學金和助學貸款等政策的同時, 應向家庭資本占有少的家庭進行深度傾斜。加大對貧困學生的投入力度, 甚至適當放寬還貸款年限等等。還可以建立貧困學生學費資助機制, 確保高教資源的公平選擇。當前, 國內大陸地區高教總體成本是偏高的, 獎、助學金制己成為獎勵成績優秀學生的主要機制, 但并不能保證貧困學生支付一些特別大的學習開銷, 且在推行上述制度中可能存在徇私的因素, 導致獎學金“不獎學”等現象。所以, 要進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獎、助學金制度, 明確貧困學生認定標準、錢款發放原則, 確保該項工作真正落實、落細。

  第三, 建立適當的錄取傾斜政策, 對底層群體、大眾家庭子女進行高教機會補償, 尤其對處于貧困地區、偏遠地區、民族地區的家庭給予補償。擴大重點高校招收家庭資本較少學生的百分比, 這也是實現高等教育機會均等化應有的措施。

  第四, 加大改革力度, 從根本上注重國民收入的公平分配。貧富差距直接或間接導致教育分層分級, 教育是促進社會各階層、各群體流動的重要方式, 教育資源的合理化分配, 需加大改革力度, 從根本上注重國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借鑒國外相關先進經驗, 如美國的“聯邦學生援助項目”、荷蘭的“教育優先政策”[17]等, 在不同程度上對家庭資本弱的受教育者, 在受教機會上進行補償。我們可以對先進教育國家、地區已有的經驗進行總結、探討和研究, 并結合國內實際情況進行運用, 實現教育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有效推進。

  參考文獻
  [1]曹研, 張瑞娟.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及其地區差異:2007-2015年[J].教育發展研究, 2017 (1) :25-26.
  [2] 教育部.教育部發文部署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EB/OL]. (2014-03-16) [2015-12-4].
  [3]汪雅霜, 矯怡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質量獲得影響因素研究[J].江蘇高教, 2016 (3) :31-32.
  [4]葉曉梅, 杜育紅.先賦抑或自致?城鄉高等教育機會差異的影響因素分析[J].教育科學研究, 2019 (1)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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