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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連城遺址的建筑文化和啟示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8-06

  摘要:根據2004—2009年對渤海國東京故址八連城的田野考古的考察與發掘, 從八連城遺址的碎片閱讀歷史建筑, 從城墻到門址、內外二重城的規劃上揭示出農耕文明的井田制意識的標識;從中軸對稱的院落式宮殿建筑布局和出土遺物的建筑構件以及構件的漢字符號中讀出了建筑雖是土木工程、石頭的史書, 但其核心的東西還是文化。八連城是與社會相通的建筑, 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物化, 是釋古鑒今、啟迪未來的史書。

  關鍵詞:渤海國; 八連城遺址; 建筑文化; “三才”合一的物化; 井田制意識; 中軸線;

建筑史論文

  遺址是民族記憶的一種載體, 研究遺址是一種延伸民族記憶的思維活動。研究建筑遺址的起源, 實質也是在研究不同民族的今天是怎么來的, “賦予人們一種共同的歷史, 共同的目標, 從而實現內部的團結”。[1]在今日看來, 就是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認識。今天對位于東北亞腹地八連城遺址進行研究與探索, 為構建東亞命運共同體, 從古建筑的角度提供了一種歷史文化依據。

  一、 從八連城遺址的碎片讀出的歷史建筑

  早在公元7世紀下半葉的中國盛唐時期, 也是東亞文明形成發展的鼎盛時期, 在東北亞的腹地建立了一支唐朝的地方政權, 史稱渤海國。渤海國在其全盛時期疆域囊括今東北大部、朝鮮半島北部及俄羅斯濱海地區南半部, 在這廣大的區域內留下極其豐富的歷史遺跡, 城址的發現就是頗為重要的一種考古學文化遺存。據文獻記載, 渤海國強盛時期的地域有5京、15府、62州、130余縣, 號稱“海東盛國”。其城址不下130余座, 本文僅據2004—2009年渤海國東京故址, 八連城田野考古報告來探討建筑遺址的建筑文化、智慧及對未來建筑的啟示。

  八連城是渤海國東京故址, 建筑始于公元8世紀后半期, 廢棄年代約在公元928年。2004—2009年,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和琿春市文物管理所對八連城實施了考古調查與發掘, 經過六年的田野考古工作, 對八連城遺址地形測繪出遺址地形圖。據八連城考古調查資料推測, 八連城外城存在環壕的可能性較大, 根據發掘了解到, 外城南墻中央設置城門, 為單門道, 此門東西寬約3.2米, 南北長約5.2米。[2]290據斎藤優1942年發掘調查報告記錄, 外城四面城墻中央位置墻體都有凹陷, 可能是城門址所在。此外, 在外城南門的西側, 南墻墻體有一處豁口, 這一豁口與和龍西古城外城南門西側城墻豁口相同, 可見八連城外南門西側還設有偏門。在外墻之內由隔墻分開若干區劃。距外城北墻約133米處, 有一條東西向的隔墻將外城北部區分出一處南北約130米、東西貫穿外城的區劃。外城南部中央由隔墻劃分出南北相連的二區劃, 在內城南側至外城南墻之間形成兩處封閉區域。外城的東部和西部亦存在多條縱橫交錯的隔墻, 將外城東西兩側區域分隔出若干區劃和院落。

  據渤海國東京故址田野考古報告的內外二重城規劃設計的考查, 八連城內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北, 平面長方形, 東西216.4米, 南北317.6米。內城南墻的中部向北折入13.5米, 中央設城門。內城南門臺基平面長方形, 南北約16米, 東西約28米。臺基的南北兩面各設左中右三個臺階, 根據柱網布局推斷, 內城南門為面闊5間、進深2間的木構建筑。1942年, 齋藤優發掘調查八連城時確認, 內城東西兩墻中央位置, 墻體凹陷。并在西墻凹陷處內側進行了發掘, 清理出南北兩處排列整齊的素面方磚, 采集到綠釉獸殘片、瓦片等遺物, 推測內城存在東、西城門。

  八連城內、外城門處在同一條南北方向線上, 構成全城中軸線。中軸線是按照左右對稱的院落式宮殿建筑布局的。八連城的建筑遺址集中分布在內城的北部, 其中, 第一號建筑遺址與第二號建筑遺址分別坐落在南北中軸線中央, 規模宏大壯觀, 為八連城的主要宮殿建筑。而第一號建筑址是內城第一重宮殿建筑, 與內城南側圍墻一體建筑的宮殿, 殿基臺基高大, 兩掖連接漫道及行廊, 南壁設左右上殿臺階。第二號建筑址位于第一號建筑址的北側, 二號建筑為主殿, 左右耳殿組成復合建筑。第二號建筑址臺基比第一號建筑址低矮, 中央臺基為主殿, 東西兩側對稱布置耳殿。第二號建筑址主殿臺基有廊道垂直連接第一號建筑址臺基, 兩者南北組合形成“工”字殿。與第二號建筑址的東西兩側緊密連接的有第三號和第四號建筑址, 使三殿于內城北部東西平行貫通。在四圍近似正方的內城墻內, 以第一號建筑址通往第二號建筑址的廊道為中軸線, 有左右對稱的東西側廊廡。在第二號建筑址南面, 由東西側廊廡的北段與第一號建筑址東西漫道及行廊合圍形成中庭, 其范圍東西約78米, 南北約54米。在第一和第二號建筑址南北中軸線的穿廊中間, 廊道中部加寬, 應為廊道中亭一類建筑。整個內城建筑布局為方田式正方形, 被外城合圍, 整個外城墻南北長度要比東西長, 近似長方形, 內城南門與外城南門都在一個中軸線上, 與現在的北京城的中軸線相似。從建筑的設計而言, 可稱為內城東西南北方田式, 外城合圍內城南北縱向形成一個中軸線。

  根據八連城城址形制考察, 可見其二重城規劃設計以及中軸對稱的院落式宮殿建筑布局, 并見證于出土遺物的建筑構件。八連城遺址出土遺物絕大多數為各類陶質建筑構件, 主要有鋪設屋頂的板瓦、筒瓦;有立于屋脊之上具有裝飾作用的釉陶套獸、獸頭、鴟尾等建筑飾件;有用于地面鋪裝的建筑材料, 如釉陶柱圍、方磚、長方磚、磚釘、散水鋪石、石釘等;有用于屋頂的各類建筑瓦件、飾件, 大多出土于建筑臺基周圍的倒塌堆積物中。

  遺址各種建筑構件又各有不同, 如建筑構件板瓦, 有普通板瓦, 用于屋頂大面積鋪設的區域, 通常凹面向上, 兩排板瓦之間扣合一排筒瓦;有檐頭板瓦, 用于建筑的屋檐位置, 凹面向上, 與檐頭筒瓦扣合使用。檐頭板瓦在一端瓦沿的沿面飾壓印、刻劃紋飾。又如建筑構件筒瓦, 有普通筒瓦, 凹面向上, 與普通板瓦相互扣合使用;有檐頭筒瓦, 形制與普通筒瓦相同, 瓦舌中部有圓形釘孔, 瓦身的另一端鑲接瓦當; 有綠釉筒瓦, 其形體較一般的筒瓦大, 胎體厚重, 紅色, 均有突出的曲節形瓦舌, 釉色以淺綠、深綠為主。又如建筑構件瓦當, 八連城出土瓦當均為圓形, 模制, 當面有模印紋飾, 內區中央為一大的乳突, 周圍環以小乳丁和凸弦紋圓圈, 構成蓮蓬圖案。外區為蓮瓣、側視蓮花或花草紋, 背面常留有與筒瓦粘接時按壓抹平的痕跡。又如建筑構件當溝, 當溝用于屋脊之下, 作用是遮擋筒瓦與板瓦扣合處產生的空缺, 因而其寬度應與兩排筒瓦的間距相同, 前端弧體寬度應與兩排筒瓦壓住后暴露在外部的寬度一致。八連城出土的當溝均為正當溝。又如建筑構件壓當條, 壓當條為安裝在屋脊之上, 用以增高屋脊的瓦件。又如釉陶建筑飾件, 包括鴟尾、套獸、獸頭等表面施釉的建筑飾件。又如柱圍, 此類柱圍有的是泥質紅陶, 表面施釉, 釉色翠綠間有白色或黃褐色橫向紋理;還有高嶺土質地, 胎色白中略帶淺灰, 表面有一周淺浮雕蓮瓣形紋飾, 釉色較純, 呈淺綠色, 此型柱圍口徑較大, 均為45厘米左右。八連城出土建筑構件主要是磚, 磚有方磚、長方磚、條形磚, 還有磚釘、石釘等等。八連城遺址出土的建筑構件引人關注的還有文字瓦, 有相當數量是瓦身模印、刻寫文字或符號的文字瓦。

  根據《八連城——2004—2009年度渤海國東京故址田野考古報告》, 結合《新唐書·渤海傳》、地理志記載, 渤海王城曾有顯州——上京——東京——上京的變化過程, 渤海國以東京作為王城的時間約在公元785—794年期間。由于八連城遺址尚未發現有關始建年代的考古證據, 通常按文獻記載推測, 公元785年, 渤海東京八連城應已初具王城規模。

  二、 從八連城建筑遺跡看歷史上的建筑文化

  八連城建筑遺跡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想。建筑是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的生活需求而建造的環境或環境構架。從這個意義上講, 建筑是人居住生活需求的物化。從建筑史來看, 中國古代建筑思想并不是一般思想在建筑上的簡單投射, 而是依照建筑本身的規律, 切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中, 往往是利用建筑的標識功能來梳理社會秩序的體現。據《新唐書·渤海傳》記載, 渤海國在社會制度方面, “大抵憲象中國”, 基本體現唐朝時期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渤海國的三省即宣詔、中臺、正文堂;六部即忠、仁、義、禮、智、信, 只是提法不同而已。體現在建筑方面, 使建筑既滿足于人的物質活動的對象, 也滿足人的精神活動的需要。而通過對八連城田野考古恰恰體現中國古代渤海國的傳統理念和入世的哲學思想。

  在天文學、地理學不發達的歷史時期, 渤海民族傳承古代先民的共同理念叫“天圓地方”, 而體現在建筑設計上則是以方體建筑為主。從八連城的遺址發掘來看, 八連城外城合圍城垣為正方體, 內城垣合圍為長方體, 體現了古人“天圓地方”“天下”觀的思想。

  八連城在外圍為正方體、內圍為長方體的規劃中, 充分體現了古代農耕社會井田制的關聯。早在原始社會晚期, 農業成為社會的主要經濟部門, 土地屬于氏族公社公有, 公社成員平均分得土地。當時, 一人大致能耕種一百畝 (古時的一百畝相當于現在的三十一畝多一點) , 就是一個方塊, 也叫作“一田”。田與田之間, 開溝修路, 既是水利, 便于行走, 也是田界。這些方塊的界劃, 遠遠看去, 取其中一部分, 正像漢字的“井”字形狀, 所以叫作“井田”。在商朝后半期的甲骨文中, “田”字除一般形狀外, 還在方田內有多等分的畫法, 后來隨著社會農耕文明的發展, 出現一種說法, 四個井合為一邑, 四個邑合為一丘, 后來又出現了一種說法:九個井合為一成, 九個成合為一同, 反映了農業社會發展的不同變化。[3]84在變化中也進一步完善井田制的計算系統。譬如:一百畝為一夫之田, 九夫即九個百畝, 為一井, 面積約一里見方, 給九夫耕種, 九個井合為一成, 面積約十里見方, 分給九個夫耕種, 以此類推, 一直到九千夫、九萬夫耕種的面積。各級單位面積分別起名, 叫井、通、成、同、終, 或叫井、邑、丘、甸、縣、都等等。[3]83這種把土地規劃為井字九等份的制度, 反映在疆域的認知上, 便是將天下分為九州:梁、雍、冀、兗、青、徐、揚、荊、豫;反映于首都的城市建設, 則是“九分其國, 以為九分, 九卿治之”的思想。據《周禮·匠人》記載:“匠人營國, 方九里, 旁三門。國中九經, 九緯, 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面朝, 后市。市、朝一夫。”[4]990古代建都城, 全程面積是九里見方, 都城四邊每邊三個城門, 都城內有九條南北大道, 九條東西大道, 每條大道寬度都可容九輛車并行。王宮的路門外, 左邊是宙廟, 右邊是社稷壇;王宮的理政大廳前面是三朝, 北宮的后面是三市。每個市和每個朝面積都是百步見方。而八連城建筑體現社會秩序的標識是方田化。渤海國作為大唐盛世的一個地方政權, 它只是整個大唐時期社會井田制秩序的北方的一個方田。所以, 渤海國的八連城建筑是方田規劃, 體現渤海國在唐朝時期地方政權的行政單位。

  方田的建筑模式體現著歷史上傳統家國天下的理念。家是縮小的國, 國是擴大的家。家在中國歷史上的體現較典型的是四合院建筑。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學者賈珺說:“一座完整的四合院, 對一戶中等人家來說, 已經是很理想的生活環境了。家庭成員根據地位的高低住在不同方位。家長住北房, 兄長住東廂房, 弟弟住西廂房, 幼年的女兒可以隨父母身邊或住在耳房, 南房安置廚房、儲藏室以及仆人臥室。四合院通常沒有專門的衛生間、浴室和餐廳。每幢房屋的中央一間兼作起居廳, 父母所住的北房中廳可以是全家聚會、用餐的地方。以四合院中的布局, 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各座建筑分屬家長、子女、仆傭等不同的成員, 通過位置和朝向體現了不同的等級差別, 又連接為統一的整體, 尊卑有序, 具有很強的倫理特性。”[5]在中國歷史上的四合院就是一個小社會, 四合院建筑見方有序, 井井有條。方圓體現社會規矩, 能維護家庭的穩定, 社會的安定。因而體現在歷史的建筑領域的家與城與國是相通的。中國社會長達2000多年, 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行為規范和倫理秩序, 建筑講究方田式, 建圍墻、圍城、城外圍、城內圍, 堅持自我強化, 從家到國, 首先是齊家, 而后“修身、治國、平天下”。八連城比較集中地體現了這種理念。八連城雖說是城, 但它是家的擴大, 有外圍城、內圍城, 城內核心建筑為方田式。方田又與大唐盛世政治上延續的井田引申體制融為一體。所以說, 八連城的建筑展示的是中華民族的面孔。

  渤海國的八連城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符號, 八連城的方田建筑沿襲井田土地制又引申到社會政治體制。從中國古代建筑思想史角度去認識, 田字中間是“十”字, 而金文甲骨文甲字均作“十”形, 而“癸”字在金文甲骨文則作“×”形, 也就是把“十”字斜著畫出, 而甲、癸——即十天干的首尾兩字——應是用來紀月的。中國古代用其定名為“彝夏十月歷來紀年。在彝夏十月中, 一年為十個月, 每月36天。由此可見, 方田模式建筑, 體現營造需求和特定的宇宙流轉模式相互支持的產物, 也是沿襲遠古時代與宇宙模式相對應的建筑形態, 使建筑具有通天功能的體現。”[6]12而八連城建筑于東北亞地域是通天達地的。所謂建筑通天就是要根據日月運行、四季變化、節氣更替來設計建筑布局, 而四合院、方城建筑都有冬防寒、夏避暑的功能, 著光通風。“一方四合, 靜涵天地”, 即可謂建筑通天達地。如何理解“達地”呢?古代有“堪輿學”, 講究宅基地要看風水。常講的“前有水照, 后有山靠”、“左青龍, 右白虎, 前朱雀, 后玄武”等說法, 其實也是根據地形地貌選址建筑。這也是唯物角度的風水建宅觀。但是, 歷史上也有偽科學的風水建宅觀。哲學家陳先達說:“風水之說, 實在于理無據, 于事無憑”, 只能作為歷史上的俗文化存在而已。這與筆者所談的建筑通天達地是兩回事。古代唯物史觀講究天地人“三才”合一。古人相地堪輿:“地善即苗茂, 宅吉即人榮”。[7]這就是古代人建筑考察環境的學說。所謂“左青龍, 右白虎, 前朱雀, 后玄武 (烏龜) ”是理想的建筑選址, 即所說的“玄武垂頭, 朱雀翔舞, 青龍蜿蜒, 白虎馴俯”。又由于四季更替, 斗轉星移, 古人根據星空二十八星宿所處的位置, 來勾畫出人想象中的動物輪廓, 分為東方青龍, 西方白虎, 南方朱雀, 北方玄武。并與四季對應, 蒼龍為春, 朱雀為夏, 白虎為秋, 玄武為冬。建筑選址, 要在四季變化中選擇能藏風、聚氣、得水、充分適應人生存需要的最佳自然環境。而八連城的建址是在中國東北琿春地區的北部由盤嶺、大龍嶺等山嶺形成的山系, 其中老爺嶺是境內最高峰, 海拔1 477.4米, 可謂北有山脈之靠;東南是沿海丘陵地帶, 正南為圖們江和琿春河, 也可謂南有江河水照。此建址是“藏風、聚氣、得水”的寶地, 是生態文明之地。八連城的選址較之渤海國的西古城對中國傳統的堪輿學的傳承還有所開新。

  另外, 再談井田制田字中的“十”字, 其中的垂線, 就是我們常說的建筑的中軸線。中軸線指在建筑群中可以統領全局的中心線。在世界各國中我國傳統建筑文化中最為重視也是最為強調的是建筑中軸線。

  對渤海國八連城建筑的中軸線, 應將其作為一種觀念去理解。渤海國作為唐朝的地方政府, 八連城的中軸線只能在這個區域具有統領的標識, 在“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的觀念支配下, 只可表達為圍繞大唐王朝的中心, 象“葵藿傾陽之心”那樣維護中心, 所以, 八連城的中軸線具有維護唐王朝中心服務的標識意義。

  中國在歷史上位于天下之樞紐, 四方各民族之中心。于省吾曾在《釋中國》一文中, 引《說文》“‘夏, 中國之人也’。段注:‘以別于北方狄、東北貉、南方蠻閩、西方羌、西南焦僥、東方夷也’。……王筠《說文句讀》:‘言中國者, 於夷曰東, 於羌曰西, 於蠻及焦僥曰南, 於閩曰東南, 於貉曰北, 皆據中國以指斥之’”。[8]按以上所引《說文》段、王的詮釋, 以中國處于四夷的中心而得名。而渤海國的八連城地處中國的東北, 是中華帝國東北區域地方國的都城。其建筑的標識必然體現井田政治體制下的方田式和被中心統領下的中軸線的標志。這既是“八連城”建筑文化的政治標識, 也是體現“多民族的融和, 多元文化的共生”建筑文化。[9]

  八連城的建筑與大唐王朝統治中心的建筑是統一的。建筑雖是土木工程, 又是石頭的史書, 但其核心的東西還是文化。除了城址形制規劃設計布局外, 還有大量出土遺物的建筑構建的各類板瓦、筒瓦、瓦當、當溝、壓當條、釉陶建筑飾件、柱圍、磚、磚釘、石釘, 以及制瓦工藝, 尤其引人關注的是在八連城遺址出土瓦件當中, 有相當數量是瓦身模印、刻寫文字或符號的文字瓦。到目前為止, 八連城發掘出來的文字瓦有2 332件[2]307, 約占同類瓦件總數的40%。文字瓦上的模印刻寫的文字均是漢字, 有的字形可能為當時使用的異體字或簡化字。見于板瓦及板瓦形壓當條上的文字有河、十、昌、目、計、信、水、文、順、可、元、則、音、述等等;見于筒瓦上的文字有天、界、古、寸、蓋、主、關等等;見于板瓦和筒瓦上的文字有仁、具、石、素、成、市、赤、屈、土、音、保、尖、目、大等等, 其中還有一些圖案, 如各種樣式的蓮花等。

  在歷史上最早對渤海文字瓦進行學術層面研究的學者是渤海史大家金毓黻。早在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東京城》報告發表之前, 金毓黻就根據包諾索夫等人提供的20余枚文字瓦資料和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提供的數十枚文字瓦資料, 對其進行了系統研究, 并在釋文基礎上對文字內容進行了分類。金毓黻把這些文字瓦分為七類, “其一為數目者;其二為干支者;其三為姓氏者;其四為人名者;其五為復名者;其六為奇詭難識者;其七為文字反書者。1961年日本考古學者三上次男在金毓黻研究成果基礎上, 對渤海文字瓦上的文字分成八類, 其一, 與制作有關的地名或縣名;其二, 與制作有關的官廳或機構;其三, 與制作有關的姓氏;其四, 與制作有關的人名;其五, 與使用有關的建筑物的名稱;其六, 數目;其七, 干支;其八, 以上任意兩項的組合。”[10]這些研究受出土資料所限, 到目前也未有定論。但是無論如何, 作為漢字鑲嵌在渤海國八連城的建筑上, 這本身就是歷史上建筑文化的輝煌。漢字是“天人之學, 是易學思維的分支, 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 [11]漢字之有形, 實現了從抽象符號過渡到具體實物的文字符號, 漢字銘刻在渤海國八連城的歷史建筑上, 更凸顯其歷史功績。李梵編著的《漢字的故事》中說:“撼山易, 撼漢字難, 我們靠漢字統一中國。”[12]渤海國八連城的漢字符號在歷史上鎖定了渤海國與唐王朝的一統天下。

  渤海國八連城雖已封塵一千多年了, 已不復存在, 不能再現歷史上那雄偉的建筑, 但其所留下來的建筑文化將啟迪我們今天的建筑文化向更新的發展目標不斷前行。

  三、 八連城建筑的歷史價值與啟示

  八連城建筑的歷史價值與啟示應從中國建筑歷史發展的邏輯中去認識, 方有啟迪未來的現實意義。建筑的歷史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建筑的原初期人類只為棲身之用, 最初是下意識利用野獸的洞穴棲身, 所以在考古時, 發現在洞穴中的尸骨化石有人骨骼與獸骨混合的化石, 據考古學者分析是人獸爭奪洞穴相互廝殺而死的遺跡。當人類不斷勞動進化, 不斷形成思維意識, 使人類必然揖別動物的世界走上人類能思維的世界。正如馬克思所言:“蜘蛛的工作, 與織工的工作相類似;在蜂房的建筑上, 蜜蜂的本事, 曾使許多以建筑師為業的人慚愧。但使最劣的建筑師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優越的, 是建筑師以蜂蠟建筑蜂房以前, 已經在他腦筋中把它構成了”。[13]專屬于人類的勞動, 能在勞動時間中產生創造意識, 不斷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 特別是從人類改變自己居住環境的現象, 更充分說明人類的文明與進步。人類從無意識地利用自然環境棲身到自覺地有意識和能動地利用自然條件 (環境) 居住, 譬如《易·系辭》中說:“上古穴居而野處, 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墨子·辭過》中說:“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 就陵阜而居, 穴而處, 下潤濕傷民, 故圣王作為宮室”;《孟子·滕文公下》中說:“當堯之時, 水逆行, 泛濫于中國, 蛇龍居之, 民無所定, 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 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 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韓非子·五蠹》中說:“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獸眾, 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有圣人作, 構木為巢以避群害, 而民悅之, 使王天下, 號之曰有巢氏。”《禮記·禮運》中說:“昔者先王未有宮室, 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后圣有作……合土, 以為臺榭, 宮室牖戶”。從以上諸多文獻記載可見, 隨著社會的文明進步, 人類從穴居、半穴居, 逐漸轉為地面上建屋而居, 巢居者也漸漸從居住空間下降到地面建屋而居。地面建屋是人類建筑史上的歷史階段性開創。

  到了先秦的春秋戰國時期, 出現了都城的建筑。據《周禮·匠人》記載:“匠人建國, 水地以縣, 置槷以縣, 視以景。為規, 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晝參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 以正朝夕。”[4]989-990那時, 隨著社會文明進步, 人們應用立柱懸水法來測量平整建筑地基, 以立桿觀察日影辨別方向, 確立建筑圓心, 以白天觀桿影, 夜里察北斗定東西南北方位。由于掌握了這些技術, 在都城建設布局時將社會的井田制和社會倫理納入建筑設計之中, 即匠人營建都城, 當時設計全程面積九里見方, 都城的四邊有三個城門。都城內有九條南北大道, 九條東西大道, 每條大道寬度都是九軌, 即可容九輛車并行。王宮的路門外左邊是宗廟, 右邊是社稷壇;王宮正廳前面是三朝, 北宮的后面是三市。每個市和每個朝面積都是一百步見方。從這個建筑布局作為設計圖案來看, 就是一個“井”字。體現這個“井”字最突出的古建筑遺址是燕下都。燕是春秋戰國時期在我國北方的一個饒有名氣之國。據歷史記載, 燕都在薊城。考古工作者從1975年開始, 在北京房山縣的琉璃河一帶發掘出一座古城。專家認為這就是燕都薊城。[14]

  從四川成都出土的秦漢時期建筑遺址中發現, 都城為長方體, 從大門設計, 由左中右三部分組成, 中門特別寬大, 左右門小, 充分體現漢代時期嚴格的等級區分。魏晉南北朝時期, 鄴城位于今河北臨漳縣附近, 是橫向長方體建筑, 規模較大, 是當時代表性建筑之一, 此建筑基本是參照《周禮·匠人》所記載的規劃模式建造的。

  公元618年, 李淵建立唐王朝。唐朝就在隋朝的大興城建都, 把原大興城的名字改為長安。其城市的基本格局未變, 但通過調整擴建, 使都城更加雄偉壯觀。從建筑圖案上看是個大型正方式設計, 總體特征是中軸線對稱布局, 以正對宮城大門承天門、皇城大門朱雀門、直至南城中門明德門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 城門位置道路的格局及東市西市的位置等, 皆嚴格對稱。城內道路呈方格網形, 南北大街十一條, 東西大街十四條。道路等級分明, 層次清楚, 以通達城門的大街為主干道, 其他則為次級道路, 最后則是通達諸街坊內的小路。道路最寬的有180米, 其氣派可以想象。唐長安城內的居住區為街坊形式, 是封閉式的坊里制, 這樣便于管理, 對社會治安有好處。唐代初年, 天下太平。貞觀年間 (627—649年) , 有“道不拾遺, 夜不閉戶”之美譽, 即所謂“貞觀之治”。

  大唐的建筑與渤海國八連城的建筑所體現的建筑文化是一致的, 都共同繼承了先秦時期的井田制似的建筑布局和方田式建筑模式, 以及建筑內體現倫理性的等級式的細化設計。但是所不同的是唐代建筑所追求的是“尋文求理, 勒成一家”[6]66的理念, 在“遠尋經傳, 傍求子史”的基礎上, 把傳統的做法、已有的制度和現實的需求相互結合, 是唐代建筑設計的方法和原則。依此理念, 唐代長安城的方城規模遠大于《周禮·匠人》營建國都的規定, 東西大街, 南北大道, 并不是三三制, 而是南北十一條大街, 東西十四條大街。長安整體方城建筑的北側又外加西內苑、含元殿和大明宮等。這種外加部分不是獨立的, 是長安方城的整體組成部分。而作為唐朝地方政權的渤海國的八連城建筑, 雖整體方田式, 城內設計有倫理性, 但東西城的內外垣都是封閉式的, 南北中軸線是垂直相通達的門道。這就是根據地方政權統治的需要, 體現建筑規則的靈活性。但其沒有改變中軸線, 沒有改變大唐王朝井田制潛在意識中地方的方田意識, 從建筑構件模印、刻寫的漢文字及符號則更顯意味深長。所以八連城建筑其象征意義從文化上看遠遠大于它本身存在的意義。八連城在當時社會的歷史超越農—牧之上的多元治理是長城沿線、關中關外“長城南北緊張關系轉化為統一帝國的內部均衡關系”[15]的重要體現。

  八連城作為一個建筑的存在, 是對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我們今天研究八連城的建筑, 從現實意義上講, 使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刻認識到,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在談到建筑的時候說:“我們對待建筑的新風格、新樣式要包容, 但是絕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現在, 一些地方不重視城市特色風貌塑造, 很多建筑行為表現出對歷史文化的無知和輕蔑, 做了不少割斷歷史文脈的蠢事。我們應該注意吸收傳統建筑的語言, 讓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建筑個性, 讓中國建筑長一張‘中國臉’”。[16]

  歷史上的八連城坐落在東北亞的腹地, 它是唐王朝渤海國繁榮發展的一個標志, 是“海東盛國”的一顆建筑明珠。我們今天雖然不能再見到昔日繁榮發展的盛況, 但可考察到昔日發展的文明智慧。據《新唐書·渤海傳》記載:“龍原東南瀕海, 日本道也;南海, 新羅道也;鴨綠, 朝貢道也;長嶺, 營州道也;扶余, 契丹道也。”[17]根據文獻記載, 考古資料印證, “日本道”其樞紐就是吉林省琿春八連城 (即為龍原府的舊說) , 八連城是渤海國通往日本的道路樞紐。這條道路是渤海國與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進行友好往來、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紐帶, 在歷史上, 八連城發展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 傳播了唐朝的封建文化, 在日本和唐朝之間起到了橋梁作用, 豐富了渤海國和日本的文化內容。所以說, 八連城是東北亞文明交流的樞紐, 從一定意義上講, 沒有渤海國的海陸通, 就沒有八連城的建筑和繁榮。

  八連城地處與日本、新羅、高句麗的樞紐, 如同今天的“中國同其沿線和輻射區域國家的經濟、文化、科技交流, 并最終外溢至政治、安全領域的合作”。[18]八連城是物化的社會, 是對繁榮昌盛的“海東盛國”的歷史述說, 是釋古鑒今、啟迪未來的史書。閱讀東北亞可以從八連城的建筑開始, 走進去, 讀進去, 文化就慢慢浸潤了人的心, 仿佛都城就有了呼吸, 活在了當今。這對促進中國及東北亞建筑事業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美]大衛·克里斯蒂安:《起源萬物大歷史》, 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版, 第1頁。
  [2] 王培新、梁會麗:《八連城——2004—2009年度渤海國東京故址田野考古報告》, 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3]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古代史常識》 (先秦部分) , 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4] 徐正英、常佩雨譯注:《周禮·匠人》 (下) , 中華書局2015年版。
  [5] 賈珺:《一方四合靜涵天地》, 《人民日報》201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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