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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學漢譯與中國現代法學的關聯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8-02

  摘要:清末民初的法律翻譯和移植, 為近代中國帶來了西方法律思想, 也使傳統法學話語體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由于中國近代法律的移植以大陸法系為主, 因此關注于英美法學漢譯對中國法學影響的研究不多。本文通過梳理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史、中國現代法學的發展史, 分析了二者之間的關聯, 同時對改革開放至今法學領域學術論文中著作類引證進行了統計, 認為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對中國現代法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同時, 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也受制于法學學科的發展。

  關鍵詞:法學翻譯; 英美法學漢譯; 翻譯與學科發展;

法律英語論文

  翻譯是積極的文化建構, 是社會發展的助推器。中國在翻譯西方的同時, 也改變著自身。 (方夢之, 莊智象, 2016:1) 近代的西學東漸為中國帶來了觀念上和制度上的變革, 自晚清始, 通過翻譯和移植, 傳統的律法改頭換面, 開啟了中國近代法學的新篇章。一般認為, 中國近代法律的移植以大陸法系為主, 而當今的中國法學又被劃分至社會主義法系, 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社會主義法系, 至少與以英美法學為代表的普通法系相比, 具有根本性的差異。雖然分屬不同法系, 但筆者認為英美法對中國現代法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但是二者之間的關系并未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 有從史學的視角研究中西法律概念最初是如何建立的對等關系, 有研究西法東漸的翻譯路徑, 也有研究近代法律翻譯對法律語言以及法制近代化的影響的。盡管近代中國法學被稱為“翻譯法學”, 但實際上關注翻譯對法學學科影響的研究, 尤其是涉及英美法學著作漢譯的研究并不多。因此, 本文僅從英美法學著作漢譯的角度分析其與中國現代法學發展之間的關聯, 以期能彰顯翻譯的學術價值。

  一、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

  從近代第一部法學著作漢譯版的誕生至今已經歷了清王朝、民國以及新中國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但根據各個歷史時期中不同的翻譯特點可以將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鴉片戰爭爆發前后直至戊戌變法時期, 是英美法學著作漢譯的初始階段。1839年, 林則徐請美國傳教士伯駕 (Peter Parker) 與其幕僚袁德輝一起以瑞士法學家瓦特爾 (EmerdeVattel) 所著《國際法》的英語版為藍本, 將其中部分內容譯成了漢語。自此開啟了西方法學著作漢譯之門。從19世紀中期開始, 來華傳教士或組織、或參與翻譯了一些外國法律, 盡管這些翻譯作品基本上是為了解決外交和通商問題, 但也確實將一些西方法學思想帶到了中國。然而, 客觀而言, 整個19世紀翻譯的西方法學著作數量還是極為有限的, 且翻譯內容相對集中、范圍較窄。1此外, 從翻譯的組織者或資助方來看, 以官方為主。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法律翻譯主要是晚清政府的需求, 而本土的民間人士對西方法學的認知度尚不高。

  第二階段從清末修律至辛亥革命, 法 (律) 學翻譯在這一階段得到飛速發展, 但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卻相對停滯。1900年以降, 一方面, 如前所述, 梁啟超主張借鑒西法, 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法學的發展。他在《變法通議》 (1896) 中直陳觀點, 認為政法乃立國之本, 為今之計, 首先在于譯書。因此, 他主張譯書, 不僅要多譯政法類書籍, 而且還要“速譯”。同時, 梁啟超在其《論譯書》 (1897) 一文中提出日語的學習可速成, 原因之一是日語中漢字比例較大, 名物象事相同的也多。這就是1900年之后的日譯漢數量出現井噴式增長, 大大超過英譯漢數量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 晚清政府委派沈家本等人組織修律, 而沈家本主張“參考古今, 博稽中外”, 因而他積極組織翻譯了英、美、德、法、日、俄, 以及其他歐洲諸國的法律, 作為修律的藍本。雖然翻譯的內容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國際法的范疇, 但也都是圍繞修律而選擇的, 因此以各國的立法文本居多。經過集中的翻譯, 一時間外國律典和法學著作的翻譯數量大幅增加, 但是由于官方主導的漢譯數量激增的主要原因在于關注對象的范圍擴大, 因此, 真正由英語譯入漢語的數量并沒有急劇增長。除此之外, 國家需要大量翻譯日語文本已經不僅僅是民間的理念, 至20世紀初, 翻譯日語文本有便宜之處已成為一種共識, 就連聯銜保舉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律的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都在奏折中陳述:“[日本]……系同文之邦, 其法律博士, 多有能讀我之會典律例者, 且風土人情, 與我相近, 取次較易。” (李貴連, 2017:253) 在大量翻譯日語法學作品的過程中, 有一個現象需要注意, 即借由日語譯本翻譯西學得到廣泛認可, 因此, 一些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并沒有以英語原語為藍本, 而是選擇了從日語譯本翻譯到漢語。這應當屬于翻譯史中較為特殊的一個現象。

  第三階段為民國時期, 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在此階段得到初步發展。彼時, 仿照大陸法系的架構建立的一系列新法已初見規模, 雖然有學者認為, “整個 (民國) 時期, 漢譯日本法學著作, 編譯的日本法學教科書、講義, 充斥著中國的法學界, 是日本法學獨占中國法學時期” (馬祖毅, 2006:321) , 但實際上, 隨著日本留學潮的回落, 留學英美人數增多, 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數量也有所增加。就這一點而言, 有海外留學經驗的專業人士已經成為當時翻譯法學著作的中堅力量。從翻譯內容來看, 由于當時法律體系的架構已逐漸形成, 法學著作的翻譯在學科分類上更為細化。與晚清時候大量翻譯國際法、刑民諸法不同, 民國時期法理學和憲法學的譯著數量有所增加, 而其中法理學的諸多譯著, 在譯本的選擇上已經明顯偏向英、美, 以及德國。

  第四階段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 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幾乎處于斷層狀態。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余年間, 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 法學著作的翻譯完全取材于蘇聯, 而英美法學譯著幾乎處于空白狀態, 只有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名著”系列以及極少量的英美政治類著作對法律還略有涉獵, 如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國總統制》《英國政府:中央政府之部》等。自1978年起的十年間, 社會科學方面的翻譯景象是非常壯觀的, 譯者的數量激增, 而幾乎稍有一點活力的出版社都會接受和出版這方面的翻譯著作, 而至80年代中期, 出版社總數已達400多家。雖然當時的譯著有的至今仍然活躍于高被引榜, 如198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 ([美]羅斯科·龐德著, 沈宗靈譯) 、1987年華夏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 ([美]博登海默著, 鄧正來、姬敬武譯) 等, 但是法學譯著的數量在這段時間卻嚴重滯后于文史哲類的數量。整個80年代, 法學著作的翻譯特點是沒有系統性規劃, 反是零散的譯者或出版社自發的翻譯行為。

  第五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 可以稱得上是英美法學著作漢譯的高速發展階段。進入90年代, 開始出現系統性翻譯外國法學著作的現象, 最早是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于1990年開始出版“世界法學漢譯名著”。最具影響力且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于1993年開始陸續出版的、法學家江平先生組織翻譯的“外國法律文庫”, 該文庫內容從法理、法律史到各部門法, 共25種, 其中英美法學著作17種。在這一時期, 法學著作的翻譯狀況已經發生了改變, 俄語法學譯著幾乎銷聲匿跡, 日語法學譯著也大幅減少。與此同時, 越來越多的中青年法學家、民間學術團體也加入到組織譯書的行列, 較有影響力的有:自1994年始, 由季衛東主編, 賀衛方、張志銘副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當代法學名著譯叢” (共出版9種, 其中英美法學譯著7種) ;自1997年始, 由梁治平、賀衛方主編, 三聯書店出版的“憲政譯叢” (共出版11種, 均為英美法學譯著) ;自1999年始, 由羅豪才主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公法名著譯叢” (共6種, 其中英美法學譯著2種) ;自1999年始, 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英國法學家丹寧的系列著作共6種;自2000年始, 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牛津法學教科書譯叢”共4種;自2001年始, 由蘇力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文叢共11種。此外, 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何勤華主持翻譯的《世界法學名著譯叢》系列、中國法制出版社推出的許章潤、舒國瀅主持翻譯的《西方法哲學文庫》系列等, 也都在中國法學界具有很大的影響。最值得一提的是, 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法律文庫”自2001年開始, 迄今為止已出版近百種, 有的譯著一版再版, 是中國國內法律出版界迄今為止最大的一個翻譯項目。因此可以說,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 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經歷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

  二、發展中的中國法學

  現代意義上的“法學”一詞在近代由日本傳入中國2, 因而有學者提出中國法學的發端自近代始, 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并無法學, 但大部分中、日、美學者并不認可, 他們認為, 中國古代就有法學。關于這一點, 何勤華 (2006a:3-4) 曾對“法學”一詞的淵源做了考證:“‘法學’一詞的使用始于南北朝。……然而, ‘法學’一詞雖然出現, 但使用得極為罕見。在表示對法律之學問時, 人們一般都是用‘律學’一詞, 與現代‘法學’一詞有重大區別。”無論法學家們如何爭論, 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中國現代法學與傳統的律學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斷裂, 而現代法學的源頭只能追溯到近代。

  論及中國現代法學的興起, 梁啟超是不得不提的人物。1896年, 梁啟超發表《變法通議》等一系列文章, 闡述維新變法理論, 大力引介西學。雖然這些只能算是政論文, 但他同時也開啟了探索新法學的路徑。在其同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中, 以全新的視角界定了“法學”或“法律之學”。李貴連 (1997:2) 評論該文為“中國自1840年進入近代社會以來, 迄今所能見到的第一篇倡言中國應研究法學的論著”。對于法學而言, 有學者評價, “在相當程度上, 中國現代法學就是從梁啟超開始的。對梁啟超及其新法學的認知, 就是對中國現代法學之起點、源頭的認知” (喻中, 2016:32) 。本文無意探討梁啟超是否為中國現代法學興起的主要奠基人,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 梁啟超的法學思想和翻譯思想對之后中國現代法學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00年前后, 由于清政府不斷戰敗, 加之國內要求變法的呼聲, 清政府不得不進行修律變法。沈家本和伍廷芳被任命為法律修訂館大臣, 在他們的帶領下, 翻譯了一定數量的西方法典和法學著作, 引進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知識。與此同時, 法學教育也全方位地展開。如果說1862年北京同文館的萬國公法教育, 使得中國開始接觸西方的主權觀、權力分立與制衡等觀點, 那么1895年開辦的天津中西學堂、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1906年的京師法律學堂, 以及1909年前后在各地蜂擁而起的法政學堂、各種綜合性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教育等, 都為近代西方法學觀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同時也為現代意義上的法學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經過清末修律, 西方法學在中國已經得到比較全面的宣傳, 而進入民國時期后, 西方法學的傳播主體發生了變化, 新一代的中國法學家已經逐漸成長起來, 他們或留學歸國, 或在國內接受了系統的法學教育, 因此, 這批人才在民國時期不僅為當時的立法發展做出了貢獻, 同時他們著書立說, 翻譯各國法學著作, 賦予了中國近代法學以鮮明的時代特征。

  新中國成立以后, 中國法學的發展一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至1978年, 由于政治原因, 這段時期的法學發展幾乎處于停滯階段。如果說有法學教育, 也只是在一些院校開設了簡單的法學教育內容, 其過程亦是斷斷續續。而法學研究從知識體系上來說, 主要依靠對蘇聯法學理論的繼受。第二階段自1978年始, 這一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在此政治背景下, 法學的研究對象由“國家與法”轉變成“法”, 為術語及概念的生成、學科建構、理論衍化等確立了邏輯起點,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法學由此展開。第三階段的起點始于1992年, 標志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在這一時期, 中國法學的學科劃分更為細化, 法學研究成果的體量大幅增長, 法學教育突飛猛進, 國內外學術交流成為常態。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一階段, 法學界對一些術語, 如“法制”與“法治”、“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等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同時, 中國法學界對西方法學話語的壟斷有所警覺, 文化自覺意識和文化主體意識逐漸增強。

  三、英美法學漢譯與中國現代法學的關聯

  通過梳理中國法學發展的路徑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自清末以來建立在翻譯基礎上的外國法的移植, 中國應當無法在100多年的時間里初步構建出現代化的法律體系, 但是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 在清末的修律過程中, 翻譯大量地取道于日本, 其次是德國。即便如此, 英美法學漢譯的影響亦不可小覷。

  首先是法學術語及概念。王健 (2001:218) 指出:今人常常以為, 目前我們習見習用的一套法言法語大多于20世紀初期來自東瀛島國的日本, 然而事實并不如此簡單, 有的甚至相反。他以“權利”一詞為例, 并引用了日本學者們的斷言, 認為“權利”這一譯語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 證據便是1864年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已有“權利”一詞的存在了。誠然, 與后來大量從日語譯入漢語的術語相比, 由中國傳入日本的現代法學術語是有限的, 但是美國學者認為, 人們應當注意到, 這些傳入日本的術語是“中國較早與西方接觸而使日本獲得的一個最后的, 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處……” (費正清, 劉廣京, 2007:398) 。而在筆者看來, 雖然當時直接由翻譯英美法著作而創制的術語數量不多, 但是當時的英美法學漢譯拉開了近代將西方法學觀傳入東方的帷幕。觀念的傳輸是基于術語及概念的翻譯基礎之上的, 而當時的翻譯策略顯然也影響到了日本, 這也是造成日語法律文本中由漢字組成的術語異常豐富的原因之一, 最終在漢語體系中構建出一套帶有深刻西方烙印的法學術語體系。

  其次, 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點, 是在思想層面上的深度影響。英美法毫無疑問隸屬于英美法系或稱普通法系, 而中國的法律自近代改革以來, 基本模仿大陸法系的模式, 因此中國在立法條文上無法參照英美法, 但是中國現代法學依然深受英美法律思想的影響。如前所述, 在近代翻譯日語法學書籍的熱潮還未到來之時, 無論是翻譯國際公法, 還是司法審判, 均以英美為主, 而至民國時期, 從英美留學歸國的學子更是通過譯介將英美的法律思想帶回了中國, 尤其是在法理學和國際法這兩個領域。何勤華 (2006b:79) 曾總結過中國近代法學發展中的一個有趣現象, 即“哪一個學科的留學生來自哪一個國家, 這門學科也就主要仿自哪一個國家”。然而, 有一個重要事實不容忽視, 在那個時代, 無論政治、經濟, 還是法律領域, 都不存在全球一體化的構想, 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又有著巨大差異, 那么既然當時的政府選擇效仿大陸法系的立法與司法模式, 又為何在法學理論層面會深受英美法學思想的浸染?時至今日, 這一問題依然存在。但是無論出于何種原因, 這種跨語際的影響必然要通過翻譯, 至于到底影響到何種程度, 接下來筆者將通過對學術論文中引證數據的分析來闡述。

  通過搜索中國知網的中國引文數據庫, 以被引主題“法學”為關鍵詞, 學科類別選擇“社會科學I輯”中的所有法學類別, 包括法理、法史、憲法、行政法及地方法制、民商法、刑法、經濟法、訴訟法與司法制度、國際法, 來源文獻范圍選擇“期刊庫”、“學位論文庫”、“會議論文庫”, 被引文獻類型選擇“圖書類型”, 經過篩選得到文獻總數為9210種, 總被引780605次。3以下表格為1978-2018年間引證影響位于前十位的英美法系法學作品:

  需要說明的是, 這些在法學界被奉為經典的作品很多已經再版, 甚至重譯, 例如上表中, 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博登海默的《法理學》、威廉·韋德的《行政法》等, 而本文統計的只是單一版次的引證數據。盡管如此, 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 引證影響在前十位的英美法學譯著中, 除一種為行政法, 一種為刑法外, 其余均可歸入法學理論的范疇;而在所有法學著作引證影響排序中, 前十種書目有五種為英美法學譯著, 其中四種為法理學, 一種為行政法學。事實上, 在排名前十位的高被引著作中, 還有兩種譯自德國, 而剩余三種為中國學者的作品, 沒有一種譯自日本的譯著。其中, 兩種德國譯作所涉領域分別為法理學和行政法學, 而在排名前一百位的高被引著作中, 翻譯自英美的法學著作共十五種, 譯自德國的有八種, 譯自日本的有八種。通過比較分析, 可以看到盡管中國法學在很大程度上仿照了大陸法系的模式, 但是英美法學著作所產生的影響卻不在德國和日本之下, 尤其是在法學理論方面。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對中國現代法學的影響可見一斑。有意思的是, 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一書在美國法學界的影響遠不如其在中國的影響, 這也印證了“正是那些優秀的譯者通過自己無與倫比的翻譯才能才使得已經死亡的原作在異國他鄉得到復活, 具有了‘來世的生命’” (傅敬民, 2014:123) 。

  反觀中國法學的發展, 同樣也影響著英美法學的漢譯活動。如果將本文前半部分對英美法學著作的漢譯, 以及對中國法學發展歷程的梳理, 二者相結合來看, 就可以發現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首先必須承認的是, 法學翻譯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 與譯者所處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另一方面, 從中國法學的發展歷程來看, 清朝末年、民國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后, 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 分別有過在制度變遷中尋求國外發展經驗的階段, 而這幾個階段分別對應了幾個翻譯外國法學著作的小高潮, 尤其是清末翻譯日語作品, 以及1990年前后開始的翻譯以英美法學作品為主的現象最為典型。有意思的是, 在這兩次小高潮之前, 均有過對翻譯活動有意無意的抵制, 如清王朝的閉關鎖國以及解放初期對西方法學思想的批判。再者, 從中國現代法學翻譯史來看, 法學著作的譯者多為研究法學的學者, 翻譯對學科研究而言雖然只是一小部分, 但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 卻也是學科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 所以盡管發展到一定階段, 原先的譯者會退出譯者的行列, 轉而進入一個法學創造的行列, 但只要法學研究發展需要, 就會有年輕學者源源不斷地加入法學翻譯的行列。因此, 通過對法學翻譯史的梳理也可以看到, 一個學科在發展未成體系之時, 需要大量的翻譯, 只有通過翻譯才能借鑒國外較為發達的理論與話語體系, 而當思想、制度借鑒發展到一定程度, 需要構建本土理論體系時, 翻譯會相對衰弱, 但不會消亡。

  四、結論

  中國法學從傳統律學發展到當今的現代法學, 在諸多層面都發生過質的變化, 而這些變化是一種理念的改變, 無疑均建立在翻譯的基礎之上。縱觀翻譯史, 凡是取得成功的翻譯, 無不與其具有明確的價值定位有關, 只有將翻譯自身的價值與特定時期的價值需求完美地結合起來, 才能真正體現出翻譯自身的價值。 (李琳娜, 2018:13)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在我們大量翻譯國外法學著作之后, 經常可以見到中國臺灣、香港特別行政區, 乃至日本學者每每到中國大陸開會, 都會購買一批大陸學者的翻譯作品帶回。中國現代法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也同時制約著英美法學翻譯, 但更為重要的是, 翻譯對一個學科的發展有著毫無疑問的推動作用, 尤其就法學而言, 英美法學著作的翻譯對中國的法學教育、法學研究、法律實踐都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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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費正清, 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 (下卷) [M].郭沂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3]傅敬民.翻譯功能探索[J].上海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4 (2) :116-125.
  [4]何勤華.中國法學史 (第一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a.
  [5] 何勤華.中國法學史 (第三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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