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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違法使用共享單車致交通事故的責任界定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8-23

  摘要:上海發生的一起未滿12周歲兒童違法騎乘共享單車的交通事故中, 兒童的監護人將肇事人與共享單車公司訴諸法院, 該案的責任承擔主體以及責任的具體劃分問題成為審判關鍵。違法兒童具有利用漏洞解鎖共享單車的過錯以及違章騎乘共享單車的過錯, 故而首先應當由該兒童承擔高于50%的責任, 具體來說由該兒童父母自擔監護不利責任, 其次應當由機動車一方、共享單車公司、共享單車的前使用人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按份承擔“多因一果”的侵權責任。

  關鍵詞:未滿12周歲兒童; 共享單車; 交通事故責任; 多因一果的侵權;

法學論文

  2017年3月, 上海一名未滿12歲的男童以非正常方法打開了一輛共享單車的機械鎖, 在騎行過程中與客車相撞身亡。該案的特殊性使得一系列關于共享單車懸而未決的法律問題浮出水面, 亟待探討與明晰。在本案中, 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 機動車駕駛員疏于觀察, 負本起事故次要責任。男孩未滿12周歲, 駕駛自行車在道路上逆向行駛, 負本起事故主要責任。7月19日, 死者父母將肇事方連同共享單車運營方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稱共享單車公司) 訴至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 共索賠878萬元。9月8日的庭前會議上, 死者父母變更索賠金額為866萬余元, 其中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金750萬元, 并要求共享單車公司立即收回所有機械密碼鎖具并更換為更安全的鎖具。此外, 原告還追加保險公司作為第四被告, 請求判令其共同承擔賠償責任。共享單車公司指出, 根據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公安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 已故未成年人小元 (化名) 本身存在逆行等交通違法行為, 其家長也未盡到監護、看護責任。因此, 不同意原告全部訴訟請求[1]。死者父母即原告于2018年1月24日向靜安法院提出撤回對被告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訴, 法院裁定準許并于2018年3月6日做出判決, 判令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賠償原告交強險賠付款111, 191元、商業三者險賠付結算款440, 725.60元1。本案判決雖下, 但對于共享單車企業在涉及未滿12周歲未成年人發生違法騎乘導致交通事故時的責任問題依舊懸而未決。

  本案作為兒童違法騎乘共享單車造成交通事故第一案, 暫無類似判例可供借鑒。就本案而言, 由于兒童家長基于民事訴訟處分原則撤回對共享單車公司的起訴, 我們無法得知法院對共享單車公司責任承擔的裁判立場, 這就更加使得從侵權法理論出發對該案及類似案例進行分析有所必要。另一方面, 雖然目前學界已有少數兒童違法騎乘共享單車的交通事故責任相關成果, 但都淺嘗輒止, 僅簡單論證或提及共享單車公司應當承擔責任, 而對承擔責任的法律理由、應當承擔的責任形式、前使用人的責任以及各責任主體的責任劃分等關鍵問題未做完整、詳實的討論[2,3,4,5]。因此, 本文將從上述要點出發, 進行全面分析, 為以后類似案件的裁判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方向, 助力共享經濟更好地生根發芽。

  一、共享單車公司應否承擔責任

  在涉共享單車未滿12周歲兒童交通事故案件中, 共享單車公司應否承擔責任的關鍵便在于其本身義務范圍, 也即究竟共享單車公司有無相關義務。根據我國《道路安全交通法實施條例》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車輛駕駛人、行人、乘車人以及與道路交通活動有關的單位和個人, 應當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條例。”其第72條規定:“在道路上駕駛自行車, 必須年滿12周歲。”此外, 2017年8月2日交通運輸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城鄉建設部、人民銀行、質檢總局、國家旅游局發布的《關于鼓勵和規范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 (簡稱《指導意見》) 中也明確提及“禁止向未滿12歲的兒童提供服務”, 可是對于禁止的具體方式和要求未設明文。共享單車公司作為公共自行車租賃商, 屬于與道路交通活動有關的單位, 應當遵守上述條例及指導意見, 但是具體而言, 所謂的禁止義務究竟如何呢?筆者認為, 毫無疑問, 共享單車公司不得與未滿12周歲兒童訂立共享單車租賃合同的消極義務。對于《道路安全交通法實施條例》第2條的理解, 可以采用體系解釋方法。對一個法條的理解必須與其他法條相互結合成為一個整體, 才能理解個別法條的意義[6]。將《道路安全交通法實施條例》第2條和第72條結合起來, 再加之《指導意見》的規定, 便可以推導出共享單車公司至少負有不得與兒童訂立共享單車租賃合同的消極義務。

  真正值得探討的是共享單車公司的義務內容除了不與未滿12周歲兒童訂立合同的消極義務, 是否還包含了采取合理措施禁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積極義務, 這是類似交通事故案件中, 共享單車公司抗辯的關鍵所在。筆者認為共享單車公司負有該積極義務, 共三個方面的理由。從法律后果的角度看, 若共享單車公司不負有積極義務, 將會對兒童造成相比違反消極義務更大的損害。我們知道,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6條, 任何企業都具有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我們在這里可以做一個當然解釋, 共享單車公司既然不得違反消極義務, 而共享單車公司違反積極義務可能對兒童造成的危害比違反消極義務可能對兒童造成的危害更嚴重, 原因是共享單車公司即使違反消極義務和兒童訂立了共享單車租賃合同, 兒童至少可以基于租賃合同關系獲得合同保障 (舉例而言共享單車公司對每個用戶都購買了保險) , 而共享單車公司不負有積極義務的話, 由于不存在租賃合同, 兒童甚至都無法獲得例如保險的有關保障。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 共享單車公司尚且負有不得對兒童造成較輕危害的義務 (即消極義務) , 當然也就負有不得對兒童造成較重危害的義務 (即此處的積極義務) 。因此, 共享單車公司負有不得與未滿12周歲兒童訂立共享單車租賃合同的消極義務, 就當然負有采取合理措施禁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積極義務。

  從法律概念的角度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安全交通法實施條例》中“禁止”概念包含了積極的制止措施。筆者認為, 禁止的概念中本身即包含了采取合理措施使某種行為不予發生或不再發生。舉例來說,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中禁止的內涵即包含對用人單位采取措施的積極義務。如第4條, 要求用人單位招用人員時, 必須核查被招用人員的身份證。以及第6條, 對使用童工的用人單位將給予行政處罰2。反過來說, 假使“禁止”的內涵僅包含消極地不產生雙方法律關系, 而不包括積極地防止、制止等合理措施, 則會使得此種禁止成為宣傳性、指引性的規范而無法產生實際效果, 難以符合立法者的初衷。除此之外,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未滿12周歲兒童這一主體存在特殊性。兒童和青少年情緒不穩, 注意力易分散, 活動能力、判斷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生活經驗和社會知識還比較欠缺, 是自行車傷害的高危人群[7]。對于10歲以下的兒童而言, 騎自行車傷害的死亡率超過許多其他因素, 比如意外中毒、摔傷和槍支事故等3。而根據我國關于傷害的調查, 車輛傷害在城市中小學生意外傷害原因中位列第二, 這其中自行車又是主要的致傷類型[8]。在共享單車出現之前, 兒童騎乘自行車上路風險可完全歸咎于其監護人, 在于兒童獲取自行車的騎乘機會基本上只能通過其監護人。從邏輯上說, 首先自行車的物權取得端賴于監護人, 其次允許兒童使用該自行車亦端賴于監護人, 沒有監護人的幫助很難獲得違法騎乘自行車的基本條件。而共享單車的出現幾乎顛覆了此種模式, 使得自行車的使用權變得唾手可得, 極大地增加了兒童違法騎乘的可能及風險。因此, 從立法的角度出發, 對共享單車公司應當課以積極義務從而保護未滿12周歲兒童的人身權益;從司法的角度, 在立法未有明確具體的義務形式、義務范圍時,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安全交通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及《指導意見》中的“禁止”應做“消極+積極”的解釋適用。

  判斷共享單車公司應否承擔責任的下一步問題是, 既然共享單車公司有禁止向未滿12歲的兒童提供服務的積極與消極義務, 那么其是否應承擔責任的另一關鍵則是是否違反了上述義務。在正常情況下, 共享單車的使用需要先下載共享單車手機應用軟件, 并用手機號碼注冊, 未滿12周歲兒童無法通過移動運營商的許可獲得手機號碼。退一萬步說, 即便其本人有手機號碼也會被共享單車軟件識別出手機號主人未滿12周歲而無法注冊, 所以可以說共享單車公司已經盡到了不得與未滿12周歲兒童訂立共享單車租賃合同的消極義務。而共享單車公司是否違反了禁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積極義務, 是有爭議的。筆者認為可以根據該兒童采用的解鎖方式來判斷, 未滿12周歲兒童可以解開共享單車的機械鎖則說明機械鎖存在一定漏洞, 而漏洞的具體情況又有兩種可能:潛在漏洞和明顯漏洞。

  潛在漏洞是指未滿12周歲兒童無法輕易發現、破解、利用的漏洞。任何一種技術措施都難以避免存在一定漏洞, 所以潛在漏洞的存在是必然的, 不可因此歸咎于共享單車公司。如果本案中該兒童采取了超常規的破解方式比如使用萬能鑰匙開鎖, 或者獲得了12周歲以上之人的主動說明, 那么這種情況下機械鎖的漏洞就屬于潛在漏洞, 采用這種鎖是合理的, 則共享單車公司并沒有違反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積極義務。而明顯漏洞是指未滿12周歲兒童可以輕易發現、破解、利用的漏洞。如果本案中小元沒有獲得12周歲以上之人的主動幫助, 輕而易舉地打開了機械密碼鎖, 那么這種情況下機械鎖的漏洞就屬于明顯漏洞, 采用這種鎖是不合理的, 則共享單車公司便違反了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積極義務。就本案的情況, 根據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一份證據, 用以證明受害人小元及同伴是將路邊已上鎖但密碼未打亂的共享單車相繼解鎖成功, 在某公安機關詢問筆錄中, 當天與小元一同騎行共享單車的劉某 (未成年) 稱:“我們四個人所騎的車都沒有用手機掃描”“直接用手單擊鎖, 鎖就開了”。所以可以認為共享單車的機械鎖具有明顯漏洞, 共享單車公司采用這種鎖是不合理的, 違反了采取合理措施禁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積極義務。而關于部分學者爭論的共享單車公司是否有義務在共享單車上印刷類似“禁止12周歲以下兒童駕駛”的警示標志, 筆者認為印刷警示標志只是一種禁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輔助措施, 與共享單車公司是否盡到了采取合理措施禁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積極義務沒有必然聯系。共享單車公司僅采取印刷警示標志的措施是不滿足合理措施要求的, 而即便共享單車公司未印刷警示標志, 如果其采用了合格的機械鎖, 也是滿足合理措施要求的。

  二、共享單車公司所承擔的責任形式

  共享單車公司不應當承擔產品責任。有觀點認為, 既然共享單車的機械鎖具有明顯漏洞, 那么共享單車就屬于缺陷產品, 可以依據《產品質量法》追究共享單車公司的產品責任。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如果認為一輛自行車因為配備了形同虛設的車鎖就屬于缺陷產品, 那么就可以理所當然地推論出大街上沒有車鎖的自行車都將屬于缺陷產品了, 這顯然不合我們的經驗法則。而根據我國《產品質量法》第46條, 所謂“缺陷”須得要求產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險4。對于此處的“不合理危險”的理解, 筆者認為無論是12周歲以上或者以下之人, 駕駛自行車上路都會有一定的風險, 這種風險正常的5, 不屬于不合理危險[9]。共享單車的使用目的是騎乘, 而不是開鎖。雖然共享單車的機械鎖存在明顯漏洞, 開鎖行為本身是沒有任何風險的, 開鎖之后的駕駛行為又屬于合理風險, 因此共享單車并不屬于缺陷產品。退一步講, 即便認為共享單車相對于未滿12周歲兒童來說屬于“相對缺陷產品”, 那么根據《產品質量法》第41條, 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產品生產者是可以不承擔產品責任的6。共享單車公司已經明確拒絕和未滿12周歲兒童訂立合同, 那么對未滿12周歲兒童來說, 共享單車屬于“相對未投入流通的產品”, 本案中兒童的行為無異于盜竊未投入流通產品。所以, 不能依據《產品質量法》追究共享單車公司的產品責任 (假定共享單車公司是共享單車的生產者) 。

  共享單車公司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由于共享單車機械鎖存在明顯漏洞, 共享單車公司違反了采取合理措施禁止未滿12周歲兒童駕駛共享單車的積極義務, 這構成共享單車公司的過錯。因為共享單車公司的過錯, 與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該兒童死亡結果的發生, 所以共享單車公司應當承擔侵權責任7。具體來說, 對本案事實進行梳理可以發現, 正是由于共享單車的機械鎖存在明顯漏洞, 恰逢該共享單車的前使用人未打亂密碼, 而機動車駕駛員又疏于觀察, 三個原因結合在一起造成了兒童死亡的后果, 屬于多因一果的侵權行為。“多因一果”侵權行為規定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簡稱《解釋》) 中的第3條第1款的后句與第2款中, 即“雖無共同故意、共同過失, 但其侵害行為直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 構成共同侵權, 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承擔連帶責任。二人以上沒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 但其分別實施的數個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 應當根據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因“多因一果”侵權行為無共同故意、無通謀的特點, 故而也有學者將其稱之為“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10]或“無過錯聯系的數人致害行為”[11]。

  從學理上說, “多因一果”侵權行為包括《解釋》第3條第1款后句規定的“直接結合”侵權行為與第3條第2款規定的“間接結合”侵權行為[12]。第3條第1款的后句規定的“直接結合”的數人侵權行為是指數個行為結合程度非常緊密, 對加害后果而言, 各自的原因力和加害部分無法區分[13]。而第3條的第2款則是“間接結合”的數人侵權行為, 其通常是幾個與損害結果有間接因果關系的行為與一個同損害結果有著直接因果關系的行為間接結合導致同一損害結果的發生[14]。也就是說, 雖然“多因一果”中的多個原因行為對損害結果而言并非全部都是直接或者必然地導致損害結果發生的行為。即其中某些行為或者原因只是為另一個行為或者原因直接或者必然導致損害結果發生創造了條件, 而其本身并不會也不可能直接或必然引發損害結果[15]。即在間接結合之“多因一果”侵權行為中, 只有一個原因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系, 其他原因與損害結果之間只存在間接的因果關系[16]。本案或同類型的案件中, 共享單車公司的機械鎖漏洞及前使用人的違約行為只是為機動車駕駛員過失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結果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其本身并不會也不可能直接或必然引發兒童身故的損害結果, 并且共享單車公司、前使用人與機動車駕駛員既無共同故意也無共同過失, 是典型的原因競合而非行為競合, 故而應當系屬間接結合“多因一果”的侵權。

  三、共享單車的前使用人是否應承擔違約責任

  如前文所述, 本案事實是該共享單車的前使用人停車之后并沒有打亂機械鎖密碼, 該兒童輕而易舉地解鎖了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公司也確實在有關合同中要求用戶停車之后打亂機械鎖密碼, 所以打亂機械鎖密碼是使用人基于共享單車租賃合同產生的一項義務, 雖然不構成合同主要義務 (主要合同義務是支付使用費) , 但至少構成合同附隨義務。依據《合同法》第113條的規定, 違約造成的損失賠償不得超過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8。共享單車公司因為對該兒童承擔侵權責任而產生的損失理論上屬于因前使用人不履行合同義務給共享單車公司造成的損失, 但是關鍵問題在于此損失是否屬于前使用人在訂立合同之時已然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違約損失。筆者認為, 一個正常人應當預見到自己不打亂機械鎖密碼可能會導致有人偷騎該共享單車, 但無法要求一個正常人預見到自己不打亂機械鎖密碼導致有人失去生命, 因為這不符合社會經驗, 但其至少可以預見到自己不打亂機械鎖密碼可能會導致有人偷騎共享單車。所以, 前使用人的違約責任并不能涵蓋共享單車公司因為對該兒童承擔侵權責任而產生的損失。

  另外, 共享單車公司的可預見性標準和一個正常自然人的可預見性標準是不同的, 作為一家專業的公共自行車租賃商, 共享單車公司負有比自然人更嚴格的預見性要求, 共享單車公司應當預見到共享單車機械鎖的明顯漏洞可能造成兒童偷騎并產生嚴重后果。而在一些特別的情況下, 例如醫療或客運服務的加害給付中, 對可預見性程度的要求則相對而言更低。在“韓裕昌訴上海浦東新區公利醫院案”中, 法院就認為“即使醫療鑒定認為不構成醫療事故, 但在法政策上醫院基于自身的專業能力, 即使對于發生幾率較小的損害風險, 也應當予以預見與重視, 并施以充分的診療措施”[17]。所以, 前使用人可以依據可預見性規則擺脫違約責任, 但共享單車公司并不能依據可預見性規則擺脫侵權責任。

  四、共享單車公司、前使用人、機動車駕駛員的責任劃分問題

  對于三者侵權的責任劃分, 則是一個相對更為復雜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第2款:“二人以上沒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 但其分別實施的數個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 應當根據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同時依據《侵權責任法》第26條:“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 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本案中該兒童利用機械鎖漏洞將共享單車騎行上路, 屬于違法行為, 具有很明顯的過錯, 因此可以減輕三者的共同侵權責任。

  具體地看, 間接結合“多因一果”的侵權中各行為人承擔的是按份責任, 具體的分配基礎是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其判斷的基本原則應該是:重過失>一般過失, 一般過失>輕過失, 直接原因>間接原因, 主要原因>次要原因, 以及與損害結果距離近的原因事實的原因力大于距離遠的等。就本案來說, 與損害結果距離最近的原因事實當屬機動車駕駛員的侵權, 這也是本案的直接原因。而前使用人在本案中的原因力則需分情況而言, 如若該機械鎖隸屬明顯漏洞, 即使前使用人打亂密碼, 未滿12周歲兒童仍可輕易解鎖, 那基本可以推論出前使用人雖有事實上的原因行為, 但于兒童的偷騎行為幾無影響, 充其量是降低了偷騎行為的難度, 因此原因力是最小的。但如果該機械鎖漏洞是潛在的, 需要配合前使用人的違約行為, 或者說前使用人未打亂機械鎖的行為是必要條件的情形之下, 前使用人與共享單車公司所貢獻的原因力就幾乎持平。另外, 筆者認為此處或可再次援用可預見性規則來判斷三者責任的大小[18]。如前所述, 共享單車公司應當預見到機械鎖的明顯漏洞可能會造成兒童偷騎并產生嚴重后果, 而共享單車前使用人很難預見到自己不打亂機械鎖密碼導致有人失去生命, 因此可以判斷共享單車公司的過錯更嚴重, 共享單車公司的侵權責任應大于共享單車前使用人的侵權責任。而對于機動車駕駛員來說, 雖然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已經認定機動車負本起事故次要責任, 但從因果關系方面分析, 機動車駕駛員疏于觀察與該兒童死亡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而共享單車公司與共享單車前使用人的侵權行為均是導致該兒童死亡的間接原因, 故筆者認為共享單車公司和共享單車前使用人的侵權責任均不應超過機動車方承擔的侵權責任。最后, 依據《民法總則》第34條, 監護人有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的職責9。該案和該類型案件中兒童的監護人顯然并沒有盡到監護職責, 對兒童的死亡負有責任。

  五、結語

  如前所述, 對于該兒童父母訴共享單車公司一案本身, 該兒童具有利用漏洞解鎖共享單車的過錯以及違章駕駛共享單車的過錯, 首先應當由該兒童承擔高于50%的責任, 具體由該兒童父母自擔監護不利責任, 其次應當由機動車方一方、共享單車公司、共享單車的前使用人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按份承擔間接結合“多因一果”的侵權責任。

  總的來說, 對于這類未滿12周歲兒童違法騎乘共享單車發生交通事故的案例, 其復雜性在立法層面實則體現在對于共享單車公司的義務邊界未做清晰規定, 而僅以簡單的“禁止向未滿12歲的兒童提供服務”帶過。這就導致在發生具體案例的時候, 對于共享單車公司是否承擔責任、承擔多少責任等問題難以回答。筆者認為, 應當具體化、明晰化共享單車公司對于兒童騎乘的義務內容, 例如可以規定:禁止共享單車公司向未滿12周歲兒童提供服務;共享單車公司應當在其產品上印制警示標志, 同時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兒童違法騎乘;在與成人簽訂的租賃合同中明確告知不允許將單車許可給未滿12周歲兒童騎乘。諸如此類的更為細致的規定, 將幫助更好地保障兒童權益, 助力共享單車產品優勢的最大化, 也使得司法實踐中有法可依、審判有據。其次, 在司法層面, 對于“多因一果”侵權中責任的劃分又是另一難點。一般而言對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侵權責任, 除卻被侵權人本人的過失外, 機動車駕駛員的過失作為直接原因, 距離損害結果最近, 依據“直接原因大于間接原因”原則應當承擔最重的責任。而共享單車公司的過失作為較間接的原因, 產生的原因力是相對較小的, 但仍然需要承擔相應的按份責任。最后, 我們愿意相信這個兒童生命的逝去能夠起到對共享單車公司的警示作用, 早日對機械鎖的漏洞進行修復與改進, 同時立法、行政、司法多方配合, 多管齊下, 共同努力以期避免類似的悲劇再度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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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米競.共享單車運營中的侵權問題——以摩拜掃碼共享單車為例[J].科技與法律, 2018, (1)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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